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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端午——祈福与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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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文秀诗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文秀《端午》）在唐朝，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纪念屈原已是居于主流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在屈原之前，端午节的雏形就已经存在，更早时期的节俗则有其另外的渊源。
而避疫和纪念，自汉唐至后世，一直是端午节并行的两大主题。
《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
[28]即指兰汤沐浴。
这可能是文献中最早将“五月五日”
与“兰汤沐浴”
联系在一起的记载。
而兰汤和沐浴，也是史料中提到五月五日这个特定时间时，较早出现的两个关键词。
在传统社会里，沐浴行为至少包含两个要素，首先是礼的要求，其次才是身体上的需要。
蓄兰沐浴用以保健身体，同时服从于礼法的规定，恐怕是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的主要原因，唐朝韩鄂辑的《四时纂要》中亦提到此日沐浴，有令人吉利之说。
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节气上处于芒种之后，夏至之前。
而夏至在唐朝民众的观念里，是阴气上升，阴气与阳气开始争斗的时节。
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谨慎避忌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态，唐朝时很多地区因此而出现了“躲午”
的习俗。
夏至和端午，时间上虽有差别，但偏重于天文物候的夏至节气对端午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事实上，汉魏以后以至唐朝，阴阳术数观念盛行，民众逐渐将夏至的月讳习俗转移到五月五日这一时间点上。
后世的端午禁忌，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夏至的影响，连唐朝的角黍亦以“取阴阳包裹之象”
来解释。
作为季节转换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令，端午在唐朝民众的避疫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唐朝人认为端午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激烈争锋，暑毒盛行，为达到祭祷消灾的目的，人们在端午之日争踏百草，采摘像人形的艾草挂于门户，臂上还系有被称作“百索”
或“长命缕”
的五色丝织品。
唐朝时，扇在此日作为相互赠送的物品，也含有避瘟之意。
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端午的种种意象，在古代都被赋予了更多避瘟、消灾和保健身体的意义。
然而，“艾未有真似人者，于明暗间以意命之而已”
[29]。
无论是人形的艾草还是五彩的丝线，都寄托了人们较原始的避瘟意识和养生观念。
精神层面之外，五月五日在治疗疾病上也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不仅与古人顺应时节的养生理念有关，也更多地受到端午本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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