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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柳彧传》记载了柳彧所见隋文帝开皇年间的元宵庆典:“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
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
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
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2]在“燎炬照地”
的火树银天之下,平日生活里固有的界限被暂时打破:锣鼓喧天的热闹,车马如龙的繁华,人戴兽面的傩戏表演,无论京城还是州县,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也无论凡人还是和尚,都在这一天尽情欢乐。
狂欢中不可避免的就是某种程度的虚荣和奢华,以及由此而来的与封建礼法的不合。
显而易见,御史柳彧对这样的豪奢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这样举国若狂的节庆活动不会给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以丝毫的正面调节,反而会动摇社会稳定,败坏礼制,因此他上书要求取缔上元日大规模的娱乐活动。
在崇尚节俭的隋文帝时代,也确实有过类似的规定,开皇年间(581—600)的相州刺史长孙平,就因为没有对正月十五规模过度的百姓娱乐施以必要的管理和限制而被免职。
然而,这些禁令却不具备得以延续到后世的力度,在追求浮华逸乐的隋炀帝统治时期和逐渐走向繁荣富足的唐朝,上元的狂欢,似乎有了足够的资本和更多的理由。
隋唐以后对上元娱乐活动的“开禁”
,另一个推动力就是佛教的影响。
隋炀帝就曾亲赋《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夜含梅。
旛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3]唐朝时佛教更加兴盛,在旋转的“法轮”
和冥冥的“梵声”
里,正月十五火树银花的夜晚才得以走上皇家的舞台。
佛教中的“大神变日”
(即所谓的“满月正”
)在时间上恰好对应为正月十五日。
敦煌寺院文书中众多关于燃灯节的记载,使佛教对上元节张灯习俗的影响得到史料上的证明。
敦煌遗书里的相关文字告诉我们,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初入三春,新逢十五。
灯笼火树,争燃九陌。
舞席歌筵,大启千灯之夜”
[4]。
人们以燃灯社为民间组织,为灯节里的活动筹备经费。
到燃灯节这一天,人们相聚庆贺,共同诵读《燃灯文》,并有专门的“燃灯僧”
来点燃节日里的灯盏。
作为吐蕃宰相、敦煌当地首领的论莽热,曾亲自参与上元燃灯的节庆活动。
而敦煌莫高窟在晚唐至五代多次成为上元燃灯的固定地点。
佛教教义背景之下的节日活动,自然多了几分形式上的苛刻。
而也许正是由于众多佛教徒的虔诚捐助,唐时正月十五扬州寺院的佛殿前甚至建造起灯楼,砌下、庭中及行廊上的灯盏更是无以计数,造型各异,制作精美,其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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