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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调集地税收入，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很显然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财政后备，以便随机支用，天宝年间之后的表现尤为明显。
安史之乱以后，户籍制度和均田制被严重破坏，租庸调制无法再继续实行下去，因此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战事初定后，唐朝随即下令：“地税依旧，每亩税二升。”
[22]于是，起源于义仓的地税，正式纳入国税行列，不再有义仓的名义了。
（二）户税
顾名思义，户税为计户征税，属财产税性质。
唐前期户税按户等高低征收，从唐高宗至唐肃宗，历时80余年。
杜佑曾描述了天宝年间的唐朝，如何根据户等征收户税，“大约高等少，下等多。
今一例为八等户以下户计，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户则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为率”
[23]。
户税名义上是王公以下都课税，但实际被征税的主要对象是下等户中的八、九等户。
唐代宗大历年间，曾对户税制度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革，据《旧唐书·食货志》载：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民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
其见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
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
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
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
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
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
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
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
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
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24]
大历改革使户税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新制规定户税的法定纳税者范围很广泛，自王公以下各类人等，一律需要纳户税，这是前所未有的——从普遍纳税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第二，新的税制大幅度提高了税率。
例如，天宝年间，八等、九等户的税钱分别为452文、222文，大历之后则分别增加到700文、500文，大约翻了一番，虽然名为“一例加税”
，但具体到不同阶层而言，还是底层民众受的压迫最大。
第三，工商业者，即有邸店、行铺和炉冶等人户也需要缴纳户税，这类人群在唐朝前期缺乏记载，但随着唐中期以来的工商业进步，必然使得对工商业者的税收随之增加。
户税在唐朝前中期的财政收入比例很小，杜佑称其比例“其税户虽兼出王公已下，比之（租庸调）二三十分唯一耳”
[25]。
而户税的用途，一般用于官僚的俸禄支出，《旧唐书·职官志》称：“凡税天下户钱，以充州县官月料，皆分公本钱之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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