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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持者、诵者，或当剧难之中，终不恐不怖。”
[57]这对处于社会动**不安，生命朝夕不保环境下的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如此，对上层统治阶层也一样，《般若道行品》是《般若经》的最早译本。
《般舟三昧》把阿弥陀佛引入中国，重无量寿佛观。
支谶所译大乘般若学说，魏晋以后非常盛行，佛教玄风两者相为益彰，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
支谶译经亦受当时中国思想的影响，如《道行经》中的“本无”
译法受到当时老子思想影响。
早期的译经由于译经师都不是汉人，他们仅粗通汉语，难以把梵文的经文用适当的汉语翻译，传译之人则对佛教的教义不甚了解，导致早期所译经书存在着经籍原义出入较大的问题。
三国时期的佛教中心，北有洛阳、南有建业。
曹魏与西域交通，方便了西域及天竺僧人的来华，如昙柯迦罗、昙谛、安法贤、康僧铠等。
昙柯迦罗为中天竺人，魏嘉平年间到洛阳，译出《摩诃僧祇律》的戒本《僧祇戒心》，是中国佛教受戒的开始。
昙谛也译出无德部的四分律的受戒礼《昙无德羯磨》1卷。
佛教戒律的译出，对约束僧侣按佛教戒律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规范佛僧的行为，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支谦，也名越，字恭明，为优婆塞。
其祖先为月支人，祖父来华，他出生于河南，博览汉地典籍，13岁学胡书，精通六国语言。
汉末战乱奔吴，支谦精通汉文，觉得前人所译佛经辞质多胡音、胡语，“经多胡文，莫有解者”
，便利用自己兼通汉文、胡文的优势，对某些佛经进行重译。
“既善华戎之语，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言。”
[58]他译有《佛说维摩诘经》，《佛说维摩诘经》是般若学说一部重要经书，有人把它和《楞伽经》、《圆觉》称为为禅门三经。
支谦重译支谶所译《般若小品》，校改《首楞严经》和维祇难的《法句经》。
开始会译之法，会译即集引众经，比较其文，以明其义。
依据《无量寿》和《中本起经》，制作梵呗新声《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以注《了本生死经》。
支谦“才学深彻，内外备通”
，他所译经文注重文丽，可以说是佛教玄学化的开端。
康僧会，祖先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迁移至交趾，故僧会生于中土。
于孙吴赤乌十年（247）到建业，立建初寺。
康僧会也是深通汉文，所译经有《六度集经》，其文典雅，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经，援引中国理论予以解释。
《六度集经》辑录各类佛经和佛经段落91种，是以菩萨本行的故事，寓以佛教的大乘思想，菩萨本行指佛未成佛之前在无数劫中的神话经历，六度为大乘菩萨行。
支谦、康僧会均出生于汉地，深受汉文化影响，译经文辞雅丽，已有中国化的倾向。
支谦、僧会为注经之始，讲经则始于朱士行。
朱士行，颖川人，出家为僧。
尝在洛阳讲《道行经》，终觉译文简略，难尽佛理。
于魏甘露五年（260）西行至于阗，求得般若梵书正本。
士行为中土西行求法第一人，此后一直留在于阗，年80余而卒。
（三）两晋十六国的高僧译经
西晋时期的译经者众多，但以竺法护最为后世所仰望。
竺法护的祖先为月支国人，姓支氏，世居敦煌，后从沙门竺高座出家，称竺姓。
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36国语。
后从西域来到长安，沿途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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