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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萧衍传》记载他要求皇室子弟都要接受佛诫，对于事奉佛法精苦的子弟，便加以菩萨之号。
梁武帝十分优崇佛教僧侣，大量兴建佛寺、造佛像。
士族如吴郡张氏、陆氏，庐江何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都信奉佛教，有的还精通佛理。
何氏世代信佛，何胤与开善寺智藏游，注有《百论》、《十二门论》各1卷。
周颙兼涉百家，擅长佛理，著《三宗论》论空假义。
谢灵运著《辨宗论》、《佛影铭》。
在帝王贵族及士族上层精英分子信奉佛教的带动下，南朝社会崇信佛教的气氛十分浓厚，佛教信徒众多，高僧的门徒往往达万人之多。
如齐法通“白黑弟子七千余人”
，梁僧祐“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
[52]。
梁武帝在同泰寺讲《摩诃般若经》时，参加的有高僧千人，与会僧俗达319642人。
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南朝时期的寺庙和僧尼情况：宋，寺1913所，僧尼3.6万人；齐，寺庙2015所，僧尼3.2万人；梁，寺2846所，僧尼8.27万人；陈，寺1232所，僧尼3.2万人。
[53]僧尼人数的激增，既有佛教普及的原因，僧尼免徭役、不输租调的特权也是吸引下层民众的因素。
北方经过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
拓跋氏在接受中原儒、道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佛教。
北朝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之事，其他诸帝大多崇信佛教，扶持佛寺的发展。
如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常与沙门一起讨论佛理，在平城建永宁寺，造七级佛塔，高300余尺。
他还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43尺，用赤金10万斤，黄金600斤。
北魏宣武帝元恪在洛阳南的伊阙山为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选石窟刻佛像，为开凿龙门石窟之始。
北朝的佛教较之十六国时期有着更为广泛的传播，据史籍记载，北朝各代的寺庙、僧尼数量：北魏孝文帝时平城寺庙约100所，僧尼2000余人；各地寺庙6478所，僧尼77258人；到北魏宣武帝时，各地寺庙已达13727所。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末年，仅洛阳就有寺1367所，全国佛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
北齐邺都有寺4000余所，僧尼8万人，全国的僧尼更是高达200余万人。
北朝的佛教与南朝佛教不同处之一在于注重修寺造像，积累功德，修造了大量的寺庙、佛像，其数量规模都远超南朝。
并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石窟艺术，如石窟寺、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等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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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云冈石窟
随着僧尼人数的增多，为管理众多的僧尼，以防伪滥，在后秦设立管理佛僧的机构后，南北朝都设立了僧官制度。
南朝的僧官制度主要沿袭后秦，最高僧官为僧正，或称大僧正，僧正之下为都维那、京邑都维那。
地方州郡僧官称僧正或僧主，都由皇帝任命。
北朝僧官制度以北魏僧官体制为主，中央的僧官机构为昭玄寺，崇玄署。
“昭玄寺，掌诸佛教。
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
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
[54]沙门统是全国最高僧官，都维那为其副职，协助沙门统管理僧尼，以佛门戒律约束僧尼。
地方上有州统、州都，郡统、郡维那及县维那，管理地方的僧尼和处理日常佛教事务。
佛教的发展，寺庙的增多，帝王、王公大臣及地主信徒赠予寺庙大量的土地，使寺院拥有数量巨大的土地，寺院开始从事经营土地及其他的营利活动，寺院形成一定规模的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传播已经历400多年，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已深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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