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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汰名声由此传开。
东晋孙绰《道贤论》把两晋的佛僧竺法护等7位道人比作竹林七贤。
其他如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竺道潜、支遁、于法开、慧远等都与名士相交游酬对。
帛尸梨密多罗是西域人,不通晋语,却深得王导、庾亮、周[imgalt=""sragesimage118-2.jpg"]、谢琨、桓彝等人的敬重,周[imgalt=""sragesimage118-2.jpg"]曾说:“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
[44]死后王珉为之作序,将其比之为汉代的金日[imgalt=""sragesimage118-3.jpg"],称赞他:“心造峰极,交俊以神,风领朗越,过之远矣。”
[45]又如竺道潜,也是得到晋元帝、晋明帝及王导、庾亮等人的钦敬,“钦其风德,友而敬焉”
[46]。
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慧远是释道安弟子,在庐山建立精舍修道,传经说法。
慕名而来者甚众,“不期而至,望风遥集”
。
修行的居士也常来听讲,如刘遗民、毕颖之、宗炳等人。
慧远在庐山修道30余年,文献记载他“影不出山,迹不入俗”
[47]。
虽然不出山,但他与外界尤其是上层社会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桓伊、桓玄、王凝之、何无忌等人关系密切,同时和殷仲堪、谢灵运、刘裕、卢循也有交往。
东晋时期不仅王公大臣与名僧交往,东晋以来的皇帝也都越来越多支持信奉佛教。
如晋明帝司马绍“及长,善书画,有识鉴,最善画佛像”
[48]。
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法,为沙门立精舍于殿内居住。
晋恭帝更是“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
[49],并步行10多里,亲自到瓦官寺迎接佛像。
佛教僧人通过与王公贵臣的交往辩论,提高自身在上层社会的影响,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建寺设庙。
例如,何充因为崇信佛教,便布施大量钱财给予寺庙修建佛寺,供养“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
,毫无吝啬。
他的弟弟何准也是“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
[50]。
其他王公贵族出资修建寺庙史籍也多有记载,这些寺院大都在建康及附近,僧人集团以寺院为据点,进行讲经说法,传布佛法,从而推动佛教的传播。
上层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佛教,会对社会起着一种仿效作用。
据史料记载,东晋的寺庙和僧尼都比前代大为增加,寺庙达到1768所,僧尼有2.4万多人。
东晋之前,佛教经典主要由外来僧侣或侨民传入,佛教的传播,使更多的中土僧人产生到佛教的原生地求法的愿望,他们西行游学扩大了中土佛教的影响,吸引更多域外僧人来华。
他们带回大量的佛教典籍,增添了汉译佛典的不足,其中法显西行求法最为著名。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人。
因感慨佛教经律的短缺,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寻求戒律,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前后共15年,带回不少佛教梵文经典,并把游历所见所闻写成《佛国记》。
进入南朝,信奉佛教的现象更为普遍,佛教发展达到一个新的**。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更替,统治上层为争夺权力相互争斗、残杀,内乱不已。
南朝诸帝及王公士族信奉佛教的人更加众多,南朝帝王中崇佛最为著名有梁武帝、简文帝,梁武帝更是以佞佛出名。
梁武帝原来可能信奉道教,后来转向佛教。
他曾4次舍身入同泰寺,以佛教为正道。
梁武帝不仅自己皈依佛教,吃素戒肉,还曾下诏要求王公大臣舍邪入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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