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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理所当然地从“崇本以息末”
的命题逻辑推导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结论。
阮籍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中站在“自然”
的立场上，对“名教”
当中的种种虚伪、荒谬、残酷和狡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嵇康则在《释私论》中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口号。
从表面上看，二人的言论反映了“自然”
与“名教”
的对立，实质上却并非如此。
与其这样讲，不如说反映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他们批判“名教”
，并非是因为其本身，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教”
不合乎“自然”
。
换言之，他们通过倡导“自然”
来呼吁改造“名教”
，使之合乎“自然”
、重归于和谐。
由于阮籍、嵇康等知识分子对“自然”
的推崇，很多人加以仿效，开始寻求顺应“自然”
的生活方式。
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问题，主体自身的问题取代了世界本源的问题，人生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
时人开始将自身处境及内心感受带入玄学思维，逐渐深入到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当中。
社会思想常常处于钟摆运动当中。
司马氏集团在篡夺曹魏政权期间，以“名教”
为幌子，罗织罪名，杀戮了大批名士。
“名教”
变成了镇压工具的代名词，让人们为之感到寒心。
因此钟摆从何晏、王弼主张调和“自然”
与“名教”
的贵无论玄学出发，摆向追求“自然”
，菲薄“名教”
的一端。
等到西晋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一切尘埃落定、万众归心时，便又生出一股为“名教”
正名的崇有论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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