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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西晋灭掉吴国，统一局面再次实现。
3—13世纪，经过西晋再造的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朝代更迭最频繁、民族融合最显著、人口迁徙最剧烈、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最广泛的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文明在不断更新中有了更深厚的积淀。
在这个积淀的基础上焕发出极其巨大的创造力，它的最大成果，就是雄浑盛大的唐代文明和典雅婉约的宋代文明的出现。
史家陈寅恪先生有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1]揆诸历史可知，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中国古代社会从相承之旧局面，逐步走向开启的新局面，中华文明的演进也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点。
在政治文明上，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唐太宗确立的“民为国本”
的基本理念和宋朝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
一个属于立国的基本原则，一个属于治国的基本格局。
经历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感受到隋末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唐太宗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有着深刻总结和反省。
《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君臣对话的实录，流传千古，它反映的立国、治国理念，是传统社会对君民关系的最深刻、最理想的归纳和阐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走向巅峰的标志。
宋代以“祖宗之法”
治理国家，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建立了典型的文官政治。
制度文明的建设和走向成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其表现有几点值得重视：
一是制约、制衡与分权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转。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二府，决策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军权的拆分，谏官、言官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对君权、相权、兵权、司法权等的制约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二是监督和考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唐朝的中枢决策、行政、监察、勾检是互相平行，又互相牵制的四大系统。
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而且是唯一的监察机构，居中京师，监临中央百司百官，对地方则采取不定期派使的方式进行监察。
安史之乱后，原有的出使和风闻两种途径，已不能有效地监察新兴的藩镇和日益被藩镇所控制的地方州县了，财政使下的巡院具有直属中央、常驻地方，遍及诸道、人员精干、效率较高等几个特点，因此，中央在逐步扩大巡院的财政管理权的同时，也逐步扩大了巡院的监察权和司法权，弥补了采访使地方化后御史台鞭长莫及的缺陷，将地方上财政、监察、司法三个关键大权掌握在手中。
隋唐通过科举制和铨选制，确立了中央选拔人才，确定参选资格、选用标准、考试内容、录取程序等基本原则，扩大了统治基础，延揽了一批家世不显、但富有才华的英才，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
北宋以武力兴国，但建国以后重视文教，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建立了糊名、锁院、誊录等制度，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的选拔原则得到比较彻底的实现。
“以文治国”
成为宋朝历代尊奉的“家法”
。
唐朝确立的考课制度，有对官德的考核“四善”
，有对具体职任的考核“二十七最”
，是历代考核官吏的典范，虽然最终流于形式，但其中蕴含着统治者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努力。
三是各项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如城市管理制度从具有典范意义的坊市制走向街市制，从而使得城市的发展更具活力和吸纳力。
租庸调法从完善走向崩坏，促使财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后施行的两税法，在征收对象、征收内容和征收方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奠定了此后历朝财税征收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先秦、秦汉属于上古时期，3—13世纪的历史就是走出上古时代，进入中世社会，大步向近世社会演进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以形成到鼎盛，再进入隋唐时期的“止取今日当朝官爵”
以为高下的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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