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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的梦想经过科举制度的锻造，在宋代终于梦想照进现实，完成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彻底转变。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流入生产领域，加速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分化，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即所有权的流转，也加速了财富的转移，正所谓贫富无定势，唐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著名诗句，一是感叹曾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的辉煌不再，二是感叹贫富无定势的时代变迁。
“田制不立”
在先，才有“兼并不抑”
在后，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变化。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老门阀士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
过去门阀士族拥有政治仕途上的垄断特权，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2]，经济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拥有着大量不受国家管理和控制的依附人口，通过婚姻、文化等，形成封闭型的社会等级和结构，逐渐解体。
科举制的产生和确立，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租佃制的发展，雇佣劳动从民间走向官府（普遍化）。
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自由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之上的，贵贱、贫富观念的变化亦是由此而衍生的。
宋代的“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
[3]，“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4]，既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也表明了社会结构和财富流转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价值观发生的带有颠覆性的变化。
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属于精神文明的层面，内涵丰富，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从迷茫和探索中走向理性，儒学的“独尊”
，经学的厚重，玄学的空灵，佛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各领**。
尤其是佛教，作为外来的文明在移植过程中，不断调适与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与本土宗教在争论和融合中携手前行，最终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二是知识分子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民族忧患结合，于是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奋进和献身。
三是南北文化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使中国古代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扩大，民族成分更加多样，不断有新的因素融入其中，文明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乐府向诗歌的演进，诗歌向词曲的演进，从“建安风骨”
到“正始之音”
，从杜甫到白居易，从传奇到话本，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虽然仰望星空，但最终脚踏大地，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现实。
特别是到了北宋时代的变化鲜明地映照在文学艺术领域，传统文化与艺术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农业与科技文明的辉煌。
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达到了个体小生产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传统农业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采用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土地利用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农业生产中广泛地运用了轮作、连作、间作套种和混作等耕种方式，几乎没有休耕轮作，复种指数高，粮食作物的投入与产出比始终居于世界前列。
以曲辕犁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改革在犁耕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筒车、水排、龙骨水车等灌溉和排水工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使得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达到其所能达到的顶峰。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进步发展，很多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影响。
被誉为“四大发明”
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有的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有的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普及和传播，它们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评价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5]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具有改造世界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作用，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6]鲁迅先生的本意大概是在讽刺封建社会下国人的愚昧无知，然而，这段文字却被广泛引用，成为外国人抨击国人对祖先发明和科技利用边缘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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