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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924年1月17日，应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邀请，又做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对天才与民众、天才与实践的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天才来自民众、好花一定要有好土的正确论断，并热烈赞扬甘于做泥土、甘于培育嫩苗的献身精神。
1924年暑假，鲁迅还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到西安讲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
这次讲学从7月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共讲8天。
据陪同鲁迅上课的刘依仁回忆，鲁迅讲课，将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
鲁迅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简练，有独到之处，深受听者欢迎。
鲁迅在西安讲课期间，曾到西安易俗社剧院看过几次戏。
那时适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曾亲笔题“古调独弹”
匾额赠送，表示祝贺。
离开西安前，鲁迅和孙伏园各从自己的讲学酬金中取出50元，捐赠给该社。
这是鲁迅“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
[72]主张的具体体现，更是鲁迅提倡文艺改革的实际行动。
鲁迅讲课结束后，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想利用鲁迅扩大自己的影响，又托人要求鲁迅给士兵讲一次话。
鲁迅回答：讲是可以的，只是仍讲小说史。
让这个军阀碰了一个软钉子。
8月4日，鲁迅与孙伏园等辞别西安，同回北京。
在北京任教期间，鲁迅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关怀爱护青年。
他帮助和指导青年学生办刊物，尽力满足他们提出来的各种要求。
李霁野同志在《鲁迅先生和青年》中写道：“……他不仅喜欢青年来访问，也费尽苦心来鼓励他们、培养他们。
他看改我的译稿时那种诚恳、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所以以后偶有写作，也寄给他去，我知道他是不会笑话青年人的幼稚的。
在收到我的一篇题作《生活》的小说时，他立即回信道：‘……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结束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
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顾虑。
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不觉得恰好。
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
’先生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竟这样周到，实在令人感愧。
以后送去自己的或别人的写作时，常常觉得唐突，也诚实地写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总说，哪有一生下来就完全成长好了的人呢？说到我们译文的生硬，先生总比喻说，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遇有实在费解的地方，他总用小纸条注记，夹在译稿里面，等见到时商酌……”
鲁迅先生处处关心青年、体谅青年，对别人的困难体贴入微。
但他绝无“恩赐”
的思想。
鲁迅先生的伟大，正在于他助人是完全出于赤诚。
他付出的，从不记账，收入的，却一笔笔记上，即使受人赠一盒蛋糕，也必记于日记。
青年学生总把鲁迅先生视为“伟大的导师”
。
由于受一向的“师道尊严”
的影响，学生初次见他时总有些敬畏之心。
但他对平凡的青年学生从来没有一点“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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