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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子。
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他希望自己“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
。
事实正是这样。
青年们见了他之后,只要自己是要求上进的,总能很快地与他融洽相处,谈笑自若,毫不感到拘束。
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他既是俞家三姊妹的好老师,又是好朋友,他叫俞家姊妹为“野猪”
“野牛”
,姑娘们叫他“野蛇”
。
川岛等青年人要骑驴玩,拉了他去,他就同他们一道骑,一道谈笑。
正像他自己后来所主张的,“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
。
但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爱护是有原则的。
当他发现青年们有错误时,往往严肃批评,希望他们改正;改正了,他就表示谅解。
有时鲁迅没有弄清情况,批评错了,发现后,他便立即改正,把真实情况公布于众,不使被批评者蒙受不白之冤。
1923年7月,有位北大学生在文章中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奚落,鲁迅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便写文章批评了他。
后来这位学生认识并改正了错误,鲁迅便表示谅解。
1924年11月,北师大学生杨鄂生,妄称该校国文系主任杨树达之名来到鲁迅家,说了很多似疯非疯的话,并硬向鲁迅要钱,形迹十分可疑。
鲁迅怀疑他是别处派来的流氓,于是写了一篇《记“杨树达”
君的袭来》予以揭露,发表在《语丝》第二期。
事后鲁迅收到北师大学生李遇安的来信,内有文稿《读了〈记“杨树达”
君的袭来〉》,证明杨鄂生确系神经错乱。
鲁迅收到这封信,十分惨然。
为了消除对杨鄂生的误解,鲁迅又写了一篇《关于杨君袭来的事件的辩正》,并写信给《语丝》的编者,要求将自己的信与李遇安的文稿同时在《语丝》上发表。
为了不使刊物因增加版面而提高售价,鲁迅主动提出负担所需的费用。
他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先生爱护青年,但不姑息溺爱,对青年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但也是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
的态度,因此有的青年虽然受过鲁迅先生的指责,或者反对过鲁迅,但到后来明白了真相,便又都衷心地敬佩他,甚至与他建立起很好的友谊。
宋紫佩先生曾经反对过鲁迅先生,后来却成为与鲁迅最亲近的友人之一,是鲁迅可以委托在京照顾家务的少数人之一。
闻一多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后来说:“现在我们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战士,但他从不因为私怨而战斗。
他像真理自身一样朴实。
在北京期间,他就用真理教育了年青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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