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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深然其言。
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
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
及旧唐书肆玖食货志下（参考通典拾食货典漕运门等。
）所云：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
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
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
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
」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始施用其言。
）
则可知玄宗时关中经济不能自足情形及其救济之政策。
裴耀卿之方略，第一在改良运输方法，即沿流相次置仓；第二在增加运输数量，即运江淮变造义仓。
斯二者皆施行有效，然此尚为初步之政策，更进一步之政策则为就关中之地收买农产物，即所谓和籴；而改运江淮之粟为运布，即所谓回造纳布是也。
新唐书伍叁食货志（参通鉴贰壹肆唐纪开元二十五年条。
）云：
贞观开元后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
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关于和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复赘。
（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伍本第壹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
）今所欲论者，乃和籴之起原及与牛仙客之关系，至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系，难以考知，故置不论。
旧唐书壹百叁牛仙客传（新唐书壹叁叁牛仙客传略同。
）略云：
寅恪案：仙客以河湟一典史，跻至宰相，其与张九龄一段因缘为玄宗朝政治之一大公案，但与和籴事无直接关系，故此可不论。
兹可注意者，为仙客出生及历官之地域并其在官所职掌及功绩数端，质言之，即以西北边隅之土著，致力于其地方之足食足兵之政略，而大显成效，遂特受奖擢，俾执中央政权是也。
史传言其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籴于关中，史虽言其议发于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
夫关中用和籴法，乃特创之大事也，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谂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
由此推论，则以和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
隋书贰肆食货志（参通典壹贰食货典轻重门义仓条。
）略云：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
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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