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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河陇区域在北朝区域内本为文化甚高区域，其影响于隋唐制度之全部者，前章已详言之。
但除文化一端外，其地域在吾国之西北隅，与西北诸外族邻接，历来不独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为国防军事之要区。
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之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于玄宗之世，对于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
其关涉政治史者本章可不置论，兹所论者即西北一隅历代为边防要地，其地方传统之财政经济制度经长久之演进，颇能适合国防要地之环境。
唐玄宗既对西北边疆采军事积极政策，则此河湟地方传统有效之制度实有扩大推广而改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也。
请就二者各举一例以证明之，关于江南地方化者曰回造纳布，关于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籴，此二端之涉及政治军事者不能详述，兹仅论其渊源所从出于下：
隋唐二代长安、洛阳东西两京俱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之根据地，当国家积极进行西北开拓政策之时，尤能得形势近便之利，然其地之经济运输则远不及洛阳之优胜，在北周以前军政范围限于关陇巴蜀，规模狭小，其经济尚能自给。
自周灭北齐后不久，即营建洛阳为东京，隋唐承之，故长安、洛阳天子往来行幸，诚如李林甫所谓东西两宫者也。
（参新唐书壹贰叁上奸臣传李林甫传及通鉴贰壹肆唐纪叁拾开元二十四年条等。
）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为本章所欲论者，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盖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
兹就隋唐二代各举一例如下：
隋书贰高祖纪下（北史壹壹隋本纪上略同。
）云：
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
通鉴贰百玖唐纪贰伍景龙三年末云：
是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
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中宗）云：「今岁不利东行。
」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
观此二例，可知隋唐时关中长安之经济供给情势矣。
至唐玄宗之世，为唐代最盛之时，且为积极施行西北开拓政策之际，当日关中经济供给之问题尤较前代为严重，观旧唐书玖捌裴耀卿传（通典拾食货典漕运门同，其他有关材料不备列。
）所云：
明年（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
耀卿对曰：「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
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
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
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家大计，不惮劬劳，祇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
今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
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
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
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
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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