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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一阵发烫。
这是育音谷地下控制室的原始设计图标志。
而七个点……代表最初的七位实验体监护人。
我猛然想起档案中一段被涂黑的文字：“项目初期采用亲属胁迫策略，父母若不服从指令，则子女将遭受升级干预。”
也就是说，有些家长不是被动参与者，而是被迫成为施害者。
那个送日历的人，会不会就是其中之一？
我立刻联系苏倩，请她调取近五年内所有涉及“家庭教育强制培训”
的跨境流动记录。
两小时后她回复：“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曾持缅甸劳工签证进出云南十余次，每次停留不超过三天。
其子登记为聋哑儿童，实际听力正常，但在当地医院接受过‘神经调节治疗’。
最后一次入境是在十天前，目的地正是三亚。”
吻合。
我握紧手机，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隐秘的网络图景：周振国逃亡海外复制工程，而国内仍有残余节点在运作，通过非正式渠道输送技术、筛选对象、测试反应。
他们不用官方身份，而是伪装成康复中心、亲子营、情商培训班，打着“科学育儿”
的旗号，继续播种恐惧。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往往披着受害者的外衣。
他们自己也曾被操控，如今却成了系统的延续者。
夜深了，陈宇在床上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走过去轻拍他的背，他渐渐安静下来。
我坐在桌前，打开E-7终端，输入一组坐标：三亚、昆明、凉山、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
七个城市，七名已知或疑似幸存者所在地。
我把它们连成星图，中央赫然浮现一个空白圈??西藏林芝。
那里有一所鲜为人知的盲童学校，三十年前曾接收过一批“语言障碍儿童”
，校长是一位退休心理学教授，名叫谭素梅。
她在九十年代公开质疑过国家青少年心理评估体系的伦理边界，随后被边缘化，再无学术发表。
但我查到一条冷门信息：去年冬天，她写信给教育部建议设立“情绪表达权”
课程，信末署名旁画了一朵野菊。
和阿?院子里种的一模一样。
我几乎可以确定，她知道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叫醒陈宇，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那里有雪山，有森林，还有会唱歌的老师。”
他眨眨眼，点点头，没有问为什么。
临行前，我在民宿门口留下一张纸条，压在椰子壳下：
“三月十七，我在等潮退。”
飞机穿越云层时，陈宇突然抓住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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