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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加格勒——这座曾名为斯大林格勒、浸透了血与火的城市——有一条被遗忘的小巷，名叫“灰烬胡同”
。
它不在任何官方地图上，邮差从不光顾，连流浪猫都绕道而行。
但凡有醉汉误入其中，第二天清晨总会被人发现蜷缩在巷口，浑身冰冷，眼神空洞，仿佛灵魂被抽走了一半。
这条胡同的尽头，矗立着一栋三层高的旧楼，外墙斑驳，窗户像瞎了的眼睛。
楼里住着一位名叫伊万·彼得罗维奇·伊万诺维奇的男人。
他的名字如此冗长又如此平凡，以至于市政厅的户籍档案里，他的名字被登记为“伊万诺维奇（通用型）”
，编号：7342Ω。
伊万诺维奇曾是伏尔加格勒悲伤税征收处的一名普通职员。
是的，你没听错，在这个国度，悲伤是一种需要缴税的情绪。
根据《苏维埃情感管理法》第17条修正案，公民若因个人原因产生过度悲伤（定义为：连续哭泣超过三分钟，或内心哀恸持续二十四小时以上），须向国家缴纳“悲伤税”
。
税率根据悲伤的强度、持续时间及社会影响程度累进计算。
拒不缴纳者，将被强制送往“情绪矫正营”
接受再教育。
这项法令的初衷，据说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向上氛围，防止消极情绪如瘟疫般蔓延”
。
然而，执行起来却成了另一回事。
悲伤税吏们手握生杀大权，他们可以随意裁定一个人的悲伤是否“过度”
，从而决定其需缴纳的金额。
久而久之，这成了一门生意，一门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生意。
伊万诺维奇是个老实人。
他从不贪污，也不受贿。
他严格按照规章办事，用一把黄铜天平称量人们的悲伤。
天平一端放着申请人的陈述书，另一端则放着标准砝码——一枚刻着镰刀锤子的铁块，代表“一单位悲伤”
。
如果天平倾斜，说明悲伤超标，必须缴税。
他的办公室在市政厅地下室最深处，终年不见阳光。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画中人笑容可掬，眼神却锐利如鹰。
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留声机，循环播放着欢快的《喀秋莎》，音量开到最大，仿佛要用这虚假的喜悦驱散一切阴霾。
每天，都有人排着长队来找他。
有失去独子的母亲，有被丈夫抛弃的妻子，有因冤案入狱十年刚刚获释的老人……他们带着满身的绝望走进来，又带着更深的绝望走出去，口袋里仅剩的几个戈比也被收走，换来的只是一张印着红色公章的收据。
伊万诺维奇从不抬头看他们。
他害怕看到那些眼睛里的光熄灭。
他只是机械地操作着天平，填写表格，盖章，然后说一句：“下一个。”
直到那个雨夜。
那天晚上，暴雨倾盆，雷声轰鸣。
伊万诺维奇正准备下班，一个浑身湿透的女人闯了进来。
她叫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襁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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