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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可以说，30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已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
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了《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与评价加以区别，既不应混为一谈，也不应相提并论。
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
。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被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还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20年后，当白先生把它交还给我时，我看着发黄的稿纸，回忆当年的情景，尤其是经历这么多年它在白先生那里被保存下来，真是感慨万千！
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当时称通辽师范学院）工作，一干就是13年。
1980年，白先生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以至于今。
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以来，在治学方面，我所受到的来自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
细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
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
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深刻的理解。
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创新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生命力的表现。
第二，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
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
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
因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订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发展。
不囿于前人的陈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陈见，就更不容易了。
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
第三，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炼。
他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
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此外，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
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寿彝先生那里所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虽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
三
我真正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1977年，至今已近30个年头了。
回顾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这个领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
（一）从研究断代史学入手，以取得一个研究上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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