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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先生开设的“《三国志》研读”
两门课，都同中国古代史相关联，我自然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
在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说是终生受用的；其中，白寿彝先生、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给予我的教益最多。
白先生后来是指导我读研究生的导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赵先生指导我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在如何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我不少指导和帮助。
这篇论文是1964年写成的，而在经历了17年之后得以在杂志上发表出来，这是赵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的。
当我把载有这篇论文的杂志送给赵先生时，他的高兴和感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我听何先生讲“《三国志》研读”
这门课时，随手在书上记下何先生讲的一些论点。
这部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1985年，我在治学中偶有所感，凭借当年在书上所记下的那些论点，写了一篇文章《怎样讲授史学名著——记何兹全先生讲〈三国志〉》，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上。
我写此文的本意，是想借着介绍何先生讲《三国志》，说明历史专业学生研读史学名著的重要。
后来我得知，史学界有两三位朋友，在读到这篇文章后，也开设了“《三国志》研读”
这门课。
对此，我自然感到欣慰。
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仍然可以时时得到这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师的教诲，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二
大学本科五年的学习，使我已经不再想着去做一个文学创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准备做一个史学工作者。
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
经过反复考虑，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那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有语文一门。
而语文中除语文知识外，主要是写出一篇作文。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两个作文题，答题时任选其中之一：一个题目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重视语言修养”
，一个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可结合报考的专业论述）”
。
我们同班和我一齐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的一位同学选择了前者，而我选择了后者。
我的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谈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
记得当时我所写的内容，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滞后，1961年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这对于我们研究、认识中国史学遗产有重要意义。
后来，白先生曾对我说，我的那位同班同学的作文和我的作文，在本考区内都获得了高分，我当然把它看作一个激励。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走上中国史学史研究道路的一个思想准备吧。
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
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
。
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展开讨论，共同切磋，然后写出小结性的论文。
至今回想起来，这一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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