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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博”
与“义”
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又讲到“要义”
是“会通”
的关键,表明作者重视会通并指出“要义”
与“会通”
的关系;还讲到只有“精明博雅之士”
才有可能与之探讨“要义”
。
作者的这些见解,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得其要义”
的重要,是讲的一般原则,“精明博雅之士”
的难得,自然就实指辑者卜大有了,二者都着眼于强调本书的价值。
徐栻从对于《史学要义》一书的介绍和推崇,进而谈到他对于史学的一种期待。
他在叙文中说:
是书之作,真学海之舟楫、文艺之要旨也。
当世贤豪励志“三长”
者,固幸得指南……孔子以圣神之心而窃取鲁史之义,则心,其史学之尤要乎!
是故公其心以定夺,明其心以辨正雅,大其心以尽人物之变,斯无负于《要义》之作也。
[2]
徐栻认为,这书对有志于把“史才三长”
,即史才、史学、史识作为努力目标的人来说,是有指导作用的。
他举孔子为例,再次强调“义”
的突出地位,指出“心”
即思想是史学的核心。
所谓“公其心”
“明其心”
“大其心”
云云,就其本质而言,关系到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气度。
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来看,徐栻叙文所论,一是中肯地阐述了《史学要义》的旨趣;二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如知识与思想的关系,“会通”
与“要义”
的关系,以及在思想上把握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气度的重要等,都是可以做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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