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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
[3]他说的“会通因仍之道”
，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乱兴衰”
，二是“典章经制”
。
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十分推崇《资治通鉴》和《通典》二书。
他指出：“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这是前一个方面的“会通因仍之道”
。
他又指出：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
这是后一个方面的“会通因仍之道”
。
他进而认为，这两部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司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
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
。
马端临史学思想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通鉴》和《通典》所承担的任务及所产生的历史条件。
所谓“著述自有体要”
，所谓“时有古今，述有详略”
，称得上是真知灼见。
第二，是对历史“相因”
提出了新的认识。
他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
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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