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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希望能够见到神仙。
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愈来愈多，但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
显而易见，司马迁正是通过《封禅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盛世表现背后的阴暗面，汉武帝的这些愚蠢行径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
的历史变化。
这种历史变化，已不只是表现为对于神仙的笃信和求访，而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的反映。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描绘了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而达到的繁荣局面，可谓一派盛世景象。
但他接着就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这种变化，即他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正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
武帝不同于高祖、文、景，因为他处在这个矛盾发展的新阶段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统治者的变化，不应被看作上述变化的原因，而恰恰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
但是，最高统治者的变化因其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必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变化。
司马迁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毕竟是十分敏感地观察到了这两种变化。
他在概括地描绘了社会的变化之后，又从一些具体方面揭示了“物盛而衰”
的种种表现。
例如：由于通西南夷道和筑卫朔方，弄得“府库益虚”
；由于对匈奴的连年用兵，“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由于置赏官武功爵，于是“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由于“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
，于是“见知之法生”
；由于“有腹诽之法比”
，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以及“富商大贾或晌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
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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