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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称赞史官和文字的结合而产生了史籍，进而发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的感叹。
可以认为，这是从根本上道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倘无史学的这种功能，则任何“惩恶劝善”
，任何历史借鉴，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而难以求得其实，以致湮没无闻。
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的“顾彼湮没，用深轸悼”
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说来，皇帝诏书由大臣起草，经皇帝认可而颁发的。
上述两道诏书，不论出于大臣之手还是出于史官之手，都反映了唐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史学的这一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发布出来。
当然，唐初的史官、史家们，也对此直接发表过明确的见解。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史臣们撰写《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其总序开篇阐述了“经籍”
对于“匹夫”
“王者”
和社会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
。
同时，又借用班彪之语说：“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又说：“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7]这里，不只是阐述史籍的作用，而是综论全部“经籍”
，即经、史、子、集、佛、道的文献。
但归根结底，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
，是“经籍”
的作用；二是“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
正是这两点，把史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作用都讲到了。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逆向考察：唐初史家的上述言论，证明班彪所言极是；班彪说的“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由观前”
的话，证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所言极是；司马迁的这一见解，证明《周易·象上·大畜》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之古训所言极是，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这一无可比拟的史学之认识历史的功能和传承文明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会发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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