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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这个建议来看，令狐德棻是一个很有历史见识和政治眼光的人，他后来参与了唐初一系列的史学活动，表明了他作为唐代史学之开山的突出地位。
[4]唐高祖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次年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
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
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
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
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
[5]
从这篇诏书所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史官记事”
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即“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二是对于前代历史，如魏、周、隋、梁、北齐、陈等南北各朝，均做同等看待，反映了一个统一朝代君主的宏大胸怀；三是指出撰修前朝史的重大意义，即“方立典谟，永垂宪则”
，“有怀撰次，实资良直”
。
从令狐德棻的建议到唐高祖的诏书，都不是一般的讨论史书“惩恶劝善”
的社会功能，而是把史书和修史看作政治上一件承前启后的历史性的工作。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把史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使之更为具体，更便于人们理解。
诏书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
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
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
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
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
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
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
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
蕞尔当途，陈寿敷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
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6]
这一段话，是从总体上阐说了通过阅读史书而认识了历史，使之“神交千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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