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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
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
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还是很不确切的。
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
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尽管各个朝代的官职和名称不断变化……但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的和当时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
这些史书所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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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骄傲，无疑也是世界史学的瑰宝。
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
一方面，史家对史书体裁的选择是出于主观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例如，司马迁、班固都说明了他们何以要选择纪传体这种形式。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内容则往往决定了形式。
例如，历代“正史”
大多记一代之全史，所以都采用纪传体形式，否则不能写出治乱得失、典章制度、众多人物。
但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绝对的。
中国古代史书，有大致相同的内容而采用了两种以上的表现形式。
例如，宋代史家写出了四部不同体裁的通史：《资治通鉴》，编年体；《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纲目》，纲目体；《通志》，纪传体。
许多皇朝史撰述，都有类似情况。
这是一层辩证关系。
还有一层辩证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生活愈益丰富，史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充实，便不断寻求创造新的体裁的途径；而社会对于历史知识、智慧的需要，又刺激了史家这种创新的欲望。
纪传体的创立，宋以后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的盛行，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较早被史家创立起来的体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以编年体来说，《左传》比《春秋》更丰富，《汉纪》在严谨性上超过了《左传》，《后汉纪》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述的容量，而《资治通鉴》则把这一体裁发展到更完备的阶段。
可见，旧有的形式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又会反转过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内容。
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使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式、多层次的绚丽景象，也使它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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