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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道”
的区别等。
二者演进的轨迹，是“天”
“天命”
“天道”
所笼罩的神意逐渐被怀疑、被轻视，而“人”
“人事”
“人道”
所具有的现实作用逐渐被认识、被重视。
第二，古与今的关系，包含古今是否有联系，古今是否在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倒退、是循环还是进步，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
其演进的轨迹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观点，一是变易，二是看到了变易中的进步，三是具有探讨变易之原因的意识。
第三，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包含了君主的类型、君主的职责、君与臣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等。
其演进的轨迹，亦呈复杂形势：君主地位的提升，国家观念的形成，民本思想的强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史学家认识的继续深入。
第四，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包含对地理条件之差异的最早认识，地理的整体观念及其区划，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与国家政治之关系的观念等。
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地理条件的重要，二是国家观念之地理表现形式的思想逐步形成。
第五，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包含夷夏之辨的观念及其含义，夷夏之辨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夷夏之辨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关系等。
其演变轨迹也非常复杂：一是从民族本身的差别看待夷夏之辨，一是从文化发展程度看待夷夏之辨，以及这两种观念在对待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上的不同认识及其长久的历史影响。
第六，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包含对历史上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原因的探讨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史学家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等。
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直接从客观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到通过史书的记载而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间包含着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历史、怎样认识史学，以及通过史学如何去认识历史；二是人们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一般说来还停留在对具体事物认识的基础上，把历史鉴戒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此时还只是个别现象。
在秦朝，史学出现了一个短暂迟滞阶段。
而在两汉史学中，史学家们对上述这些问题都有所涉及，有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再表现为分散的、个别的认识。
在有的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那里，这些认识已表现为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认识，以致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
司马迁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9]这一撰述目标而展开的。
其中，“成一家之言”
的含义既有史学理论方面的目标，也有历史理论方面的目标。
通观《史记》全书，综合司马迁的撰述目标，其历史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是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质疑“天道”
（如《伯夷列传》），使其与人事区别开来。
其二，抨击封禅和祈神活动，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如《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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