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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显然不对。
元初，胡三省严厉批评类似观念，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
’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
[38]胡三省认为，把经与史对立起来或完全割裂看待是不对的，而“道”
也包含在“事”
中，因而要认识“道”
，是不能不重视史书的。
在古代史家看来，史书中史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借史以明道，而史家的历史观念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史学上，即便是那些以“论”
作为主要特点的著作，也是不脱离史事而发论的。
例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有“略”
，有“论”
；范祖禹的《唐鉴》，也是先说事，后发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事、论并举，或因事而论，或以论举事，可谓事、论交融。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也并非都如以上所论，即均为依事而言理、据史而发论之作。
这里所要强调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突出特点，而非着意描绘它的全貌及其每一细部。
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也有一些专篇、专书是重于思辨的。
例如，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之阐说社会思潮；柳宗元《天论》《天说》《天对》之讨论天人关系和社会历史，以及刘禹锡《天论》之补充、发展柳宗元的天人关系说；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讨论建置、财政、取士制度等，都是此类理论文章的名篇。
又比如《周易》、陆贾《新语》、刘邵《人物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都是此类理论专书的名著。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有深刻的揭示。
他说：“《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39]他这里说的是《六经》，但却符合自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
从司马迁到章学诚，前后相隔近二千年，而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
的这一特点，从表面上看，丰富的历史叙述似乎掩盖了固有的理论色彩；然而，当人们了解到，以至于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
这一特点和传统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华就会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因其“未尝离事而言理”
的缘故，一般说来，不以思辨色彩为其特色。
但由此却从另外一些方面显示出其固有的优点：第一，是言简意赅。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序，仅四百余字，可是它包含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通典》，其引言不足三百字，但它却反映了杜佑的治学宗旨以及杜佑撰写《通典》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性。
第二，是平实易懂。
论不离事，故这种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同有关的史事相联系的，因而易于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更具广泛性。
第三，是实践性强。
因理论不脱离事实，这使人们比较容易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和智慧，这也是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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