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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唐初众史家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时，魏徵撰《隋书》史论和梁、陈、北齐三书总论，表明当时史家对史论的高度重视；杜佑《通典》史论有多样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等和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者对说、议、评还做了清晰的区别和解释，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态度[32]；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臣光曰”
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这些，都表明历代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而史论的作用和价值也不仅仅是“辩疑惑，释凝滞”
。
同时，还应当看到，史家的史论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南朝萧统编《文选》，其中设“史论”
一目，认为史书论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33]，有广泛流传的价值。
上文论到宋人编纂《文苑英华》，也设有“史论”
一目。
这都表明，“史论”
作为史书的一部分，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人吴缜论作史的要求，意颇精粹，具有突出的理论色彩，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
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失又为史之意矣。”
[34]“事实”
是基础，而“褒贬”
“文采”
是不可缺少的。
所谓“褒贬”
，自然离不开史论。
这同孟子所说的“事”
“文”
“义”
[35]，同刘知幾所说的“才”
“学”
“识”
[36]，都有相近之处，只是吴缜把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述得更明确、更中肯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论都具有历史理论价值，但历史理论往往包含在史论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史事同理论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曾有不同的认识。
朱熹曾这样告诫学生们如何读书，他说：“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
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
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
[37]朱熹说史书是“皮外事物，没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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