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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被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
跟政治关系的佳作。
作者郑樵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
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做总的考察。
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
已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第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与“靖康之难”
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参考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
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京宅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议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
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得失为目的的巨著。
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
人们称赞此书“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
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
[14]。
除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深入探索的连续性方面，还表现在范畴的层面上。
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窥见它在发展上不断提升的境界。
例如，司马迁论历史形势、历史环境，常用“时”
“势”
的概念。
比如说“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15]，指的是“七十列传”
中的一些人物；说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
[16]，说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
[17]，指的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时”
的关系。
司马迁评论项羽，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
[18]；又说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
[19]，这里说的“势”
，都是指历史形势。
司马迁还说到“事势”
与“势理”
，前者是指事物发展趋势[20]，后者指事物发展的法则[21]，等等。
可见，“时”
“势”
及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历史撰述中经常使用的。
司马迁以下，撰史者与论史者多有沿用。
至柳宗元撰《封建论》，以“势”
驳“圣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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