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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信念对历代史学家的撰述旨趣有极大的影响，重视关于兴亡成败的探讨就成为他们的天职和本分。
封建，即封土建国，即通常所称分封，是西周实行的政治体制。
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始行郡县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关于推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封建制，经过激烈的廷争后，采纳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11]西汉初年，分封、郡县两制并行，始有异姓王的谋反，继有同姓王的叛乱，一度造成政局混乱。
后朝廷采用贾谊、主父偃等人之策略，使分封名存而实亡，西汉皇权乃得以稳定。
但在朝代的更迭之后，人们往往追慕封建之制，如三国魏人曹冏著《六代论》、西晋陆机著《五等论》，都是批评郡县制，肯定分封制。
唐初魏徵、李百药，中唐柳宗元等人，又都是分封制的有力批评者。
尤其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和透彻的理论分析，阐明郡县制的优越和分封制的不可复，气势磅礴，前无古人，为后人大加称颂。
明清之际，顾炎武纵观历史，细察现实，撰《郡县论》九篇，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论述了兼采分封、郡县两制之长的主张，显示出辩证的思想和历史的智慧，把关于分封、郡县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以上举出的几个问题，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般层面上的重大问题。
此外，还有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等问题，是属于又一个层面上的历史理论问题。
这里，我们举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例，纵览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是饶有兴味的。
毫无疑问，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
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
首先，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汉朝的统治范围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
司马迁对这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于表现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以及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并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
[12]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是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顾氏的经济区域观念亦十分鲜明。
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反映，已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其次，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
他论述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
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
，有的地区则“民多贾”
。
[13]这些，涉及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
中，有地志者计16家，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
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封建社会中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
最后，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所关切的，也是古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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