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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是指历史著作的文字，其表述有很高的艺术上的要求，或者说是审美的要求。
在刘知幾的《史通》里多次谈到“史之称美者”
当如何如何，“国史之美者”
当如何如何。
我们写国史不仅要写出真实的国史，还要写出文字表述优美的国史。
关于史之称美、国史之美，刘知幾讲了两条。
一是尚简，即简洁明了；二是用晦，就是写得比较含蓄，比较有余味，不要过于直白。
[16]梁启超在讲到史文表述问题时，十分称赞《资治通鉴》，说读《资治通鉴》时非常有兴趣，读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就昏昏欲睡。
为什么同样是编年体，读起来感觉却不一样？他说原因就在于司马光能够把历史写得“飞动”
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动态地表现出来。
[17]曾国藩主持编过一部《经史百家杂钞》，里面选了一些历史书的片段，其中选了《资治通鉴》写战争场面的精彩片段。
今天，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要有一定的古汉语修养，同时要有较好的现代汉语表述水平。
这是能否写出好的历史著作、好的史学论文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史文表述方面，我们的先人有很多议论，刘向、扬雄等评价司马迁《史记》之高明，其中一条就是司马迁“善叙事”
。
“善叙事”
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崇尚的一个标准。
第七，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的社会功能从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8]开始，一直说到现在。
古往今来，许多史学家都在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
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公众尤其是各级领导人都能真正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学科就应有恰当的地位。
现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改了名称，叫什么社会学系、旅游系、管理学系等。
我们这样一个史学大国，我们的历史专业在社会上、在大学里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难道这是正常的吗？有人甚至于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夕阳学科”
。
这样的想法令人感到困惑，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史学传统的大国，应当如此吗？我始终认为，史学在社会中应有其重要的位置，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潜力，应当创造条件使它释放出来，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
史学的社会功能上可以有裨于治国安邦，下可以启迪读者做人的道理。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讲，史学的作用方方面面，如国是、民情、做人准则等都能反映出来。
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著作记载的是社会，社会本身就是多方面的，所以历史书所给予人的启示，上到治国平天下，下到教人们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贡献的人。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讲到他作七十列传的选择标准时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扶义俶傥”
是指主持正义而又能洒脱、大度。
“不令己失时”
是指一个人要有见解，不要让自己错过了适当的时机，用今天的话说是不要错过历史的选择。
“立功名于天下”
，就是要建功立业于天下。
这里既有道德标准，也有事功标准。
这是他写这些人物的准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进史书中去的。
可见，史学的社会功能是非常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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