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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也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写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著作，这也正是尹达“心向往之”
的事业。
1983年，白寿彝在一所大学发表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就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史学遗产的主要内容及其继承问题、借鉴外国史学的问题、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问题、历史理论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
问题等，做了分析和阐述[28]，其主旨也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又彰显中国史学的特点。
不论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还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同一个含义。
这一含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标签”
，而是研究问题、研究历史的指南；一是表明中国史学不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脚，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资料。
所谓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这一指南和资料的有机结合，使它既有普遍性的品格，又有自身的特点。
这样的史学，不仅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还应当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之下的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显示出自身的风格和气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产物，是和20世纪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此，人们都有明确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讲到关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尹达先生和白寿彝先生都强调史学传统和史学遗产问题。
依我的理解，这是表明要把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史学遗产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资源。
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史学传统和史学遗产在继承和创新中的作用。
人们只有重视这种作用，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以史学理论为例，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了“良史”
的标准；至晚在战国时期史学上就产生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29]的原则；两汉之际，史学家和思想家就把“善序事理”
[30]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之一；8世纪初，更有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问世，等等。
这些传统和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还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例如，近年来史学界受西方学人的影响，研究“叙事学”
或历史叙事者蜂起。
而这种研究，如果不是在细察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如果对文与直、文与质的关系、文与义的关系、事与核的关系、事与约的关系、繁与简的关系、晦与明的关系等，没有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认识，只是在“理论”
上去呼应外国学者的观点和说法，是不可能彰显出中国史学在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的固有特色的。
如果不区别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而泛泛地讨论“叙事学”
，那就脱离中国史学传统更远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和外国学人平等对话的基础。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分类汇集相关文献方面，对史学界同行在思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事业中，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文献资料方面的参考。
第三，关于锻炼和培养人才。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编纂的全过程中，先后有一些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与工作，这对锻炼与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有多方面的益处。
一是有益于培养他们在对待文献资料上的严谨的学风；二是有益于提高他们把握有关文献资料精髓的能力，尽可能准确地从文献资料中提炼出确切的主题；三是有益于陶冶他们在学术群体活动中的和谐协作的精神，凡参与这一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大多反映称，他们在科研能力和学术底蕴上有所提高、有所丰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对于《中华大典》这一浩大学术工程来说，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来说，是执行国家使命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执行学术前辈遗言的一个方面。
尽管我们尽心尽力地来从事这一工作，并得到了史学界的一些师友的帮助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些资深编辑的支持，但限于我们自身的学术水平和某些客观条件，其中不足之处以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1]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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