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狂风中文网】地址：https://www.kfzw.net
。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和出版，是为史学史研究者做了一件文献资料积累的工作，也是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基础性的工作。
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自始至终都把编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工作，既看作是国家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这是学术前辈们提出的中国史学发展方向，他们并为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提出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从自身治学的经历和治学的特点提出这一共同认识的。
以治中国社会史、思想史著称的侯外庐，他治学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这是他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里所表明的。
他这样写道：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所谓“民族化”
，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
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
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五四”
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
，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
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
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
因了个人能力和水平所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存在着缺点。
[26]
一位享有盛誉的学界前辈，在他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做出这样的总结，自有其震撼人心、启迪心智的力量。
侯外庐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即一般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
同时，读了侯外庐所写的这段话，使人不禁想起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表示要把此书作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续篇”
看待。
这一比喻或许并不十分恰当，但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旨趣和追求，是非常明确的。
由此可见，郭、侯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在思想上的相通，是多么的密切。
这里还要说到尹达从考古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出发，也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民族特点的问题。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这样说过：“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
[27]前文所引用的他关于“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