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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作者吴兢的视角去看待这部书，尤其是从他所设计的40个标目来看，它何尝不是一部“贞观之治论”
或“治国论”
呢。
再如，对于《唐鉴》这部书，强调以唐为鉴的思想，但从作者范祖禹一面列举唐代重要史事、一面加以评论的撰述形式来看，这也可以被看作继贾谊《过秦论》、曹冏《六代论》、朱敬则《十代兴亡论》之后的一部“唐代兴亡论”
著作。
这些实例表明，中国史学家“未尝离事而言理”
实可被视为一个特点，甚至也可被视为一个优点，即注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发空论，表述平实而便于理解，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突出的风格。
当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具有另外一些重要特点。
例如，探讨问题的广泛性和连续性，这同中华文明之连续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探讨的问题多以人事为中心，这同先秦时期轻“天命”
重“人事”
思想的发展、同司马迁《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有密切的联系，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撰写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理论著作？这要对有关的史家和史著做具体分析，而经世致用当是他们的共同主旨。
这里，我们不妨举王夫之在读了《资治通鉴》后，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论”
为例，做一说明。
他这样写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
[14]
这是王夫之说明他之所以“有论”
的几个方面，以及他对于“论”
中所含之“道”
的价值的认识。
读史者“有论”
如此，著史者亦当有类似的思想认识。
而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这种认识及其丰富的历史理论遗产，确有深入反省和研究的必要。
如果此言不诬，那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的历史理论分册，或许可以提供研究上的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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