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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遗产中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进程之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论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这是关于断限、内容及资料来源之总的说明。
“提要”
进一步写道：
本总部包含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等12个部。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对当代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其中，天人、古今自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地理、时势、兴亡、鉴戒，涉及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追求，国家、正统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华夷之论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紧密联系，重视风俗移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和标准亦历来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这些问题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有其内在的联系。
[12]
这里提出了12个方面的问题，至于说“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
，因为这都是从史学遗产的积累中概括出来的。
譬如，至晚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天人关系、古今关系，便成为历代史家一再关注的基本问题；《史记》中的《河渠书》《平准书》涉及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自《汉书·地理志》以下，直至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有许多评论地理条件与生产资源、社会经济、户口多寡、水利事业、战略攻守等精辟论断；从司马迁说时势到王夫之论势与理，历代史家多有探讨历史环境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及其内在之理；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华夷之辨的争论，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华夷”
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不同的“正闰”
之说到不同的“正统”
之论，反映了历代史学家、政治家关于某些朝代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在其深层的含义上则是中国历史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历代正史的志，直接间接地反映了史学家对国家职能的认识，其志序则是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而杜佑的《通典》，兼记制度和议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国家论”
巨著；贯穿于西周至明代的分封之制，尽管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却引发了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的不穷的辩难，直到明清之际顾炎武作《郡县论》，才对此种辩难画上一个句号；风俗既是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反映，又是一方水土、人情、风习、信仰和传统的五彩缤纷的画卷；至于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故，治国安邦之鉴戒，历史人物之评价，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的问题。
所有这些，既不乏巨制而又鸿篇累累，其议论之可采者，在在多有，其中自亦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
？
这里说的特点，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一方面，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有其发展中的不同之处，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着重点的差异，如论华夷、论分封、论正统等。
因为各国的史学家、政治家各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存在，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虽有相同的地方，但也必有相异的地方，从而形成各自的特点。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也包括思想家、政治家，一般说来，都有“未尝离事而言理”
[13]的风格和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历代正史的史论中，也表现在《通典》《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巨著中，还表现在《读通鉴论》《宋论》这样的史论专书中。
章学诚总结出来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生成状态、表现形式，确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例如，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有事略，有评论，采用问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帝王论”
专书。
又如，对于《贞观政要》这部书，我们把它看作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这当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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