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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新文学运动乃是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人人都晓得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是提倡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
但不知独秀先生，提倡新文学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远在辛亥革命以前。
他在芜湖办《安徽白话报》时，已经明白表示他对于中国文学改革的决心了。
文学的改革，乃是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前驱。
十五世纪德国的宗教运动（其实，这一运动是欧洲的一种披上宗教外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交流），就有马丁·路德用当时民间通用的德语翻译耶教经典，为德国新兴文学运动开启先路。
中国自魏晋以后，佛教文化输入，又有鸠摩罗什一班高僧创作一种前无古人而一洗古典主义的迷雾之翻译文学以为凿山开道之工具。
自然谈到中国新文学运动，不应当忘却梁任公先生的开创之功，他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大胆地运用西洋文法写文章，极力输入日本和西洋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一切名词和术语。
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风移植到中国文学，这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作用。
到了陈独秀和胡适之，才大张旗鼓地开辟并奠定一文学的新天地，而且胡适之之在北大任教，亦系陈独秀极力援引所致，则独秀先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独秀先生的为人。
我们晓得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文学家，若果要在他的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使他的学术上的创作和他的辉煌灿烂的人格，保持着绝对的和谐，就必须有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意志之表现，第一是耐得穷，吃得苦。
三十年前，独秀先生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的同志，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准备。
先生的一位老朋友汪孟邹先生在芜湖开设书店，暗与革命党人交通。
一天，先生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拿着雨伞，到了那里。
汪先生说：“我这里每天吃稀喝粥，清苦的很！”
先生很平淡地答道：“就吃两顿粥好了！”
于是就住下去，每天在书店楼上编辑安徽白话报，宣传革命，这是光绪末的事。
到了二次革命失败，柏烈武先生退出安庆，独秀先生因避居上海法租界，渔阳里，编辑他的初期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仍然是每天两顿粥，他始终没有向朋友告贷过。
在取与之间，十分严谨。
第二，是把死生看得很淡。
曾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先生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逮捕，这位军人本是和柏公同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
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旋经刘叔雅、范鸿迁、张子刚三先生极力营救得免。
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必须识得独秀先生这种为人的精神，才可以了解他的整个的人格，和他在中国文化史史上所留给我们的遗产怎样一种价值。
最后，我还要郑重说一句：我们绝对不愿夸张！
第三，是老而弥笃的政治斗争的精神和兴趣。
他始终是个政治斗争的战士；他一点也不消极，一点也不失望。
曾记得，八一三而后，独秀初出狱时，他和朋友们谈话，依旧一派地乐观。
他在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出版的小册子上写道：去年九月（1937年9月），我在南京出狱未久，同适之、孟真谈话说：“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
独秀临死的一两年甚至前几个月，对于家庭骨肉，虽然表示一些“婆婆妈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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