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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都需要从“功效”
着眼，下功夫去分析研究。
比方说，师范学校里面应该有管理法、教育法令一类的功课，这对于从事教育行政的人员来说，肯定需要而且富于“效力”
。
三是“谁在那里教就教谁”
。
陶先生把从事教育的各种人员一一并列，计有：大学毕业生，专科学校毕业生，高等师范毕业生，初级师范毕业生，实业学校毕业生，还有从高等小学出来的科举出身的先生。
也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在那里操教育权”
。
陶先生指出，“除开高等和初级师范的学生外，其余的几乎是完全没有受过特别训练”
，“他们既在那里实施教育，自有受训练的必要”
，就是科举出身的教师也不例外。
这里的结论只能是“谁在那里教，就该教谁；塾师在那里教，就该教塾师”
。
针对这种情况，陶先生甚至主张：大学生在未毕业之前，要给予必要的师范教育的训练；中学里要设师范科；高等小学末年亦可设师范课程。
陶先生认为，这样做“必定是很有效力”
。
陶行知关于“广义的师范教育”
的命题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陶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来的问题，至今在我们的师范教育中仍未完全解决。
诸如：第一，我们的师范教育，无论是高等师范还是初等师范，仍然“只是以造就教员为目的”
，而我们的教育行政人员很少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大多是一些不懂得教育规律的一般工作人员，而且“以为这种种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
的还大有人在。
第二，我们在师资的培养上注重“功效”
不够，没有在“区别”
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也就是说，没有根据“因学校等级分”
、“因市乡情形分”
、“因学科性质分”
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培养不同类型的教师，而只是笼统地、一般性地加以培养，尤其是“初级师范大多数设在都市里面，毕业生所受的教育不能应济乡村的特别需要”
这一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第三，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教师队伍的状况，没有经过正规师范训练而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不在少数，由这些人在那里“操教育权”
，教育事业能否迅速发展，教育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可想而知。
总之，把现在我们师范教育上的问题稍加罗列，对照一下陶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主张，我们就会感到陶先生在这方面的思想是何等先进，而又何等正确。
由此，我们说陶行知的“广义的师范教育”
的思想，不但在当时有他的先进性，而且在今天仍有现实针对性，就不是溢美之词了。
陶行知非常重视师范教育的“师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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