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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在欧洲发现的超新星激发了第谷·布拉赫的深远结论。
中国人也没有忽视该现象，他们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对此评论。
1607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促成了对《天文学大成》的翻译，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论才得到更多关注。
欧洲天文学是由基督教僧侣介绍到中国的，这也是中国长期蔑视哥白尼体系的主要原因。
明朝的钦天监多由穆斯林把持，为了与他们抗衡，中国人更愿意接受第谷的宇宙观而舍弃哥白尼。
他们承袭托勒密，认为地球是中心。
他们简单地把第谷看成错误模型的战胜者。
而且，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越多，就越发现西方理论之间的矛盾。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试图挽救自己的“现象”
。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南宋学者陆九渊曾经这样总结。
耶稣会士蒋友仁（Mioist）曾向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解释哥白尼体系，皇上镇静地指出：“汝等夷人怀妙策以解天象之惑。
吾自有吾之法，毋使地星转。”
一个世纪之后，西方的理念才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
在那之前，中国一直置身于欧洲关于古代世界模式的争论之外，坚持自己和谐的宇宙论。
李约瑟说：“欧洲人患有灵魂的精神分裂症，永远在天堂主人和‘原子与虚空’之间被不幸地撕扯，而中国人一直都非常有智慧，他们发展出宇宙的有机理论，涵盖了自然与人类、教会与国家，包容了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人想通过这样变得幸福。
他们完全不明白那种非常欧洲式的“精神焦灼”
（iudo），菲奇诺却在这种焦灼中看到神性和人类灵魂的证据。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13世纪以来缓慢出现并在工业化期间迅速扩大的与“西方”
的差距，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精神和统治方式。
仅仅关注经济或分析欧洲工业时代前的情况并不能给出太多解释。
20世纪初，帝国的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以源自唐律的律法为基础，也就是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是没有火枪的火药发明地、没有印刷机的印刷术发祥地，以及没有移动帆的大型船只起源地。
虽然望远镜在发明十年后就从欧洲传到了中国皇宫，但它被视为宫廷秘术。
和印度或土耳其一样，这里也没有比较重要的技术改进。
最后还要注意到，工匠和学者之间从未产生富有成效的合作，而欧洲科学革命期间合作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工匠的数量自宋代以来急剧下降。
康熙皇帝试图仿制欧洲钟表，但由于缺乏技术专家，愿望落空。
17世纪晚期，眼镜还要从欧洲进口。
这里没有玻璃原料，也没有生产和加工所需的工艺。
孔尚任在《试眼镜》中云：“西洋白玻璃，市自香山嵲。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读细书，犹如在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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