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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海岸附近停泊的一艘英国船只上正在上演奇特的关于哈姆雷特的戏剧，这可能就是一个象征。
水手们演出戏剧，其他船员和非洲人一同坐在观众席，有翻译为他们讲解。
此时，他们可能是通过当地语言泰姆奈语了解到丹麦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从另一个角度看，欧洲不仅把莎士比亚带给世界，还推广了种族主义、危险的民族梦想以及——更令人喜爱的——民主理想。
反之，陌生事物大量涌入欧洲，至少让更明智的那些人意识到，他们的标准不是唯一适用的。
公民社会的黎明
现代民主最直接的前身和工业化的开端都是大不列颠统治的卡姆登地区[74]，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都在受保护的岛屿上。
莎士比亚的历史戏剧《理查二世》中，冈特的约翰就在这里生活，他称赞他的土地是“自然为自己建造的堡垒”
，并称此地是“珍贵的石头，从银湖中打捞上来为这片土地修砌城墙”
。
这里的人们可以撤回到“完美的隔离地带”
，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
哈克卢特在他的殖民政治概念中大肆宣传自觉给予，也没令人反感。
作为国家利益的好处当然不会一直符合共同利益，但从结果来看，利润对于自己的人民来说总比战争要好，在贵族的旧价值观里战争高于一切。
查理五世、腓力二世或路易十四这些政治上的破落户都渴求荣誉、名望和纯粹的宗教，但最终赢得的只有死亡、毁灭和债务。
有很多迹象表明，北美和拉丁美洲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与其不同的殖民历史有关。
西班牙人想要附庸国，英国人想要土地。
因此，伊比利亚王室在南方采取压迫手段：欧洲精英采用监护征赋制的旧模式对土著和自然资源进行剥削，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形成中产阶级。
奴隶制虽然也在北方发展，但是许多殖民者自己也投入生产，并设立持久和行事相对客观的机构。
詹姆斯敦的定居者成功打破“北弗吉尼亚公司”
的绝对权威——这是一家由王室授权的股份公司，目的是利用殖民土地。
1618年，弗吉尼亚的《大宪章》给总督安插了两个顾问机构：“国务会议”
（Staatsrat）和“居民代表会议”
（Generalversammlung），它们可以商讨“特殊和重要”
的事务。
居民代表会议应该代表殖民地的所有定居点，一年召开一次并须由多数人决议。
这一过程是“北美历史上最重要的进程之一”
〔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Reinhard）语〕，为美国的民主宪法遥遥指明了方向，普利茅斯的定居者也纷纷效仿。
1620年，人们在科德角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并成立以“公正与平等的法律”
为基础的社区，以避免殖民者之间出现的战争。
霍布斯曾说过“人对人是狼”
，他虚构的这种原始状态，即野蛮的狼群就这样被非常现实的社会契约驯服。
由于北美殖民地距离祖国很远，这种契约得到进一步巩固，尤其是中央政权被内战和革命持续削弱：大部分的殖民地都发展出混合宪法，鼎立的三足分别是总督、理事会和“议会”
——下议院在殖民地的对应物。
权力制衡各不相同。
在罗得岛和康涅狄格，议会能够选举总督和他的理事会，而总督通常由王室任命。
此外，伦敦声称对立法机构拥有否决权，并且在关于法律问题的争执中仍然拥有最高裁决权。
就像在祖国一样，投票权取决于财产，只有土地所有者才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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