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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民主公民社会前路漫漫，尚须等待。
大多数印第安土著死于流行病并陷入战争泥沼，数万人被奴役。
自1620年以来大量涌入的定居者除了带来病毒和细菌，也带来众所周知的欧洲顽疾：贪婪、不宽容和狂热。
在这片未经耕耘的土地上，是不是可以严肃考虑一下，在这里建立一个纯粹的基督教教区，让它成为天堂耶路撒冷的尘世图景？然而，在移民中有各种信仰的追随者，其中一些人——如再洗礼派和追随施文克菲尔德的西里西亚新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
尽管如此，宗教热情在这里也找到牺牲品：1659—1661年，三名贵格会男教友和一名贵格会女信徒在波士顿被绞死。
王室不得不插手干涉，才结束虔诚教徒的狂热。
1692年，在马萨诸塞的一个教区塞勒姆出现猎巫行动，这也是源于对纯洁的妄想。
19名受害者在这一过程中蒙难，背后的驱动力量包括波士顿教士科顿·马瑟（ather，1663—1728），他错误地妄想有魔鬼作祟，清教徒正统因此被世俗化、被侵蚀。
天堂耶路撒冷在尘世的另一个替代是宗教事务和市民事务的分离，创立普罗维登斯定居点——罗得岛的核心——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Williams，1603—1683）对此深表赞同。
在世俗事务中，一切宗教包括土著的崇拜，甚至“敌基督者”
都不应干涉，而应当让良知自由裁定。
威廉姆斯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清教徒和美国浸礼宗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拒绝所有机构化的宗教。
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
法案禁止指定国教，并规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宗教。
此外，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也都得到保障。
在祖国英国，“光荣革命”
取得了广泛胜利。
议会传统、大宪章和“人身保护令”
（habeascorpus）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它们是这个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最显著的区别——而非人们宣称的那些，如早早萌发的个人主义、灵活性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理性。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没有哪位国王能够一直在抵制议会的同时统治这个国家。
早在15世纪，这个岛上生发出的君主制和“共和国”
的共生就被誉为财富和对外扩张的基础。
资金需求，尤其是持续战争导致的资金缺口，让王室被迫一次又一次与市民阶层和谈。
此外，“普通法”
限制了君主权力。
1600年前后，农奴制被废除。
随着“平等派”
运动，在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激进民主的党派，既有群众基础，又有宣传工具。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其代表人物是约翰·李尔本（JohnLilburne，约1614—1657），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是公民，不再是臣仆。
1688年英国通过最终决议，议会将一直拥有政治核心权力。
被处决的查理一世的外孙，也是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helmⅢ.vonOranien，1689—1702年在位）加冕为王，但他没有多少实权。
光荣革命后，议会的无上地位通过《权利法案》被确立。
《权利法案》期望新君主放弃对宗教、权利和自由的管辖。
除了请愿权外，这是唯一通过武力——清教徒的武力——取得的公民权利，可以通过催生《权利法案》的历史形势得到解释：反对斯图亚特王朝。
公民权利后来在美国宪法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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