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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42年出版的著作中，阿尔德罗万迪清点了罗马别墅、花园和宫殿中收藏的所有古代雕像，直至今天仍然是艺术史和考古学的重要依据。
与他同一时代的那不勒斯人皮罗·利戈里奥（PirroLigorio，15131514—1583）是建筑师兼画家，他把罗马古迹都描摹下来，整理出一本意义重大的图集。
利戈里奥的兴趣在于审美。
他认为，只有完全了解古代世界，才能创造出美好的艺术。
1553年，威尼斯出版了单卷本，而保留下来的丰富的插图手稿和素材超过了40卷。
不仅物品需要秩序，知识也普遍需要秩序——或者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要从蚂蚁的盲目收集阶段上升到蜜蜂的有序工作。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人们可以概览书籍内容。
在书中编写页码的原则最终在16世纪得以推行，越来越多的书开始添加索引，参考书目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1545年，盖斯纳出版了《通用图书馆》，这是书目汇总的里程碑之作。
书中涵盖了一万本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
因为大受欢迎，很快又有了扩展版。
知识泛滥刺激了助记符技术的复兴，这种记忆的艺术由来已久，备受推崇。
它也引发了一项奇特的发明：“书之轮”
，1588年阿戈斯蒂诺·拉梅利（AgostinoRamelli）的机器之书中还有图示（插图62）。
这个装置把10或12个阅读架装在一起，可以调节并一直保持平衡。
它让人们可以同时阅读许多大开本书籍，复杂的齿轮结构借鉴了天文钟的结构。
“创建秩序”
最终成为方法讨论中的主题，这场讨论在中世纪发端时就已经出现，在16世纪得到扩散。
一群学者着手搭建框架，思考能想到的所有领域的工作方法，从植物学到数学。
彼得吕斯·拉米斯（PetrusRamus，1515—1572）的哲学大获成功，也是因为它承诺能够缓解人们对秩序和系统的渴求，他本人不幸在圣巴塞洛缪之夜中丧命。
拉米斯认为哲学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重点完全在于世俗生活，要让人们能够理解。
拉米斯制定的知识秩序都以寻常物为出发点：主导概念有精确定义，如“政治”
或“音乐”
，并继续划分为更细致的从属概念。
拉米斯的教育学也遵循这些原则，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在旧式大学的反响不如文法学校，但影响更为广泛。
插图62：《书之轮》
出自：阿戈斯蒂诺·拉梅利，《阿戈斯蒂诺·拉梅利上尉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巴黎，1588年，华盛顿，史密森图书馆
此外，学识广博的交谈也发生在科学院。
1583年，“小研究院”
在佛罗伦萨成立，这个机构致力于净化语言。
1603年，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在罗马成立，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但并不是所有这类机构都可以被视为科学实验室。
它们提供了逃离世界的机会，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避难所——这些浪漫的地方让人想起古代雅典的先例。
“我将坐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中，或者在乡间某处种满梧桐的别墅里，与人们舒适地讨论学术”
，这是《图像学》（1593）的作者切萨雷·里帕（CesareRipa）的梦想，这本著作经常被人提及，是一部有关象征和譬喻的辞典。
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院或许起源于意大利南部。
1560年前后，那不勒斯似乎就出现了一个“自然神秘学院”
（Accademiasegreta），目标是发现大自然的秘密。
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向社会公开，以此唤起“每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和贵族与每一种美丽高贵的精神之间最崇高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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