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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雷芒七世仍然不为所动，结果教廷失去了一个王国。
1533年1月，亨利无视罗马而娶了安妮·博林，她已经有孕在身，说明她接受了国王的求爱。
国王的后续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为了避免任何异议，议会通过了克伦威尔起草的《限制申述法令》。
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形成了一个传统，英国的法律判决不受外国上级势力的管辖，正是这一法令有效地阻止了教廷的命令。
在新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mer，1489—1556）的主持下，教会法庭宣布亨利与西班牙人的婚姻完全无效，而与安妮·博林的婚约是正当的。
9月7日，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名正言顺地呱呱坠地，有一天她会戴上英格兰的王冠。
她的继承权——在亨利长女、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之前——有《继承法》可依。
随着新女人和新生儿进入亨利的生活，整部法律未能持续其效力，但它的核心内容是，“罗马任命的主教和圣座本人”
绝对不应该干涉王位继承权。
直到1534年，反罗马法典才在《至尊法案》之后变得无以撼动。
《至尊法案》虽然短小，但它使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并授权他可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教义。
这样，亨利成为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所期待的那样：集教皇和国王于一身。
因为另一项法案，反对这项新法规可以被判处最严重的罪行——叛国罪。
因为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前大法官，同时也是《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被送上断头台。
他曾经身体力行地以国家利益为名反对异教徒，亲手判处六名异教徒火刑，现在却成了这种同样无情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牺牲品。
克伦威尔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建筑师。
他是普特尼一个手工艺人的儿子，对许多人来说，他是英国民族的缔造者之一，“议会中的国王”
就宣示着英国的主权。
这位学识渊博的律师通过行政改革赢得了名声。
克伦威尔的前任创立了“枢密院”
，现在这个国王最核心的顾问圈子里也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身影。
贵族仍然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军队中。
通过无数次对下等阶层的提拔，亨利拥有了与旧贵族抗衡的力量。
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通过法律且以法权为武器赢得了胜利。
1529—1536年的这次横向合作在英伦岛的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前从未有哪一场横向合作可与之相提并论，国王和议会通力协作，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清扫教会”
相对顺利地取得了成功，因为驱逐教皇势力符合议会多数派的意愿。
英伦岛上的宗教改革从未发展成德国式的好战的民众运动，但由于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争议，英国城市中的动**看起来比其他所有地方都更加频繁。
再洗礼派和罗拉德派的组织在英格兰改革期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个王国也与路德宗相去甚远。
就教条和学说而言，亨利仍然保守，路德宗和归尔甫派都受他迫害。
例如，他甚至下令放逐神学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Tyndale），后者曾在维滕贝格把《圣经》译成英文，却被监禁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城堡，后被处死。
在改革党领袖克伦威尔垮台后，罗马神学又短暂地站稳脚跟。
1543年，老百姓甚至被禁止读《圣经》。
国王对《圣经》经文释义的灵活多变心知肚明，也非常清楚，如果社会抗议和宗教信念混合起来，就是危险的爆炸物。
这个道理不仅教育了德国，也教育了英国农民起义者。
亨利受过神学教育，他赞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剧作家。
他也喜欢作曲，他的歌曲《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在伊丽莎白时代风靡酒吧，今天仍然可以听到。
他通过法律谋杀上帝的恩典，又患有躁狂症，但他还是拥有阴郁的名声。
他从安妮·博林那里也没有盼来期待已久的男性子嗣，于是就把她送上了断头台，他后来的爱人凯瑟琳·霍华德（eHoward）也有相同的命运：因为被指控与别的男人幽会，她不得不赴一场与刽子手的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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