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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
在肖像画中，伊丽莎白·贡扎加身后是一片诗意的风光：乌尔比诺周围被最后的夕阳余晖所照耀的山丘（附图18）。
公爵夫人的眉毛经过精心修饰，眉毛上方的额头饰带用一只蝎子来装饰，可能是贡扎加家族徽章或幸运物，她想以此来逼迫群星，给她送来日思夜想的后嗣，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徒劳。
依照传统观点，天蝎座统治着**。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喜闻乐见的影射，或者画作中的隐喻，受过良好教育的艺术资助人和他们的客人跃跃欲试，想要破译其中奥妙，并引发高谈阔论，带来一晚消遣。
“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而且没有人赞同别人的意见，”
一位人文主义者对这种艺术讨论如此评价道，“这比画作本身更有趣。”
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比较重要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是因为正式的订单才问世。
有时甚至会举办竞赛，比如佛罗伦萨圣约翰洗者洗礼堂订购“天堂之门”
时就这样操作；再比如1490年，人们在米兰斟酌给主教座堂加盖圆顶时也是这样。
在客户与艺术家之间，常有想从中分一杯羹的经销商、代理商和顾问的身影。
干涉创作过程的艺术资助人不在少数。
因此，完成后的作品也包含了他们的想法。
合同往往都规定了最微小的细节，订购画像的尺寸和交货日期等等都包含在内。
最重要的是，合同对珍贵材料的使用制定了精确的规则，如大理石、黄金或由青金石磨成的深蓝青色。
镀金框架比装裱其中的画作更昂贵，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如果画中人的衣服是用贵重稀有的颜色上色，单凭这个就说明这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当然也会吸引当时人们的目光。
和以前一样，画家和雕塑家被认为是工匠，仅此而已。
他们将自己视为行会的一员，行会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都为提高工资水平和作品价格而奔走。
当艺术家和客户发生争执时，有时会举办仲裁庭。
只要合同规定，大师需“用自己的一双手”
完成作品（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品就完全取决于创作的质量，而非大师的名头。
就连丢勒也曾陷入争执，法兰克福的商人雅各布·哈勒（JakobHeller）对祭坛画的款项提出异议，丢勒只能抛出一个干巴巴的论点，就是他画了差不多100颗人头。
他这样不过是想强调，画这么多人像耗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作品的美学质量则未提及。
因为可以提升社会阶级，宫廷对艺术家充满了吸引力。
一些画家得到了贵族头衔和财富，或者像扬·凡·艾克一样出席外交活动。
一旦得到了希冀的闲职或渴望的宫廷画师、宫廷作曲家的地位，新的限制也随之而来。
这种身份一般不能再接受外国订单，旅行通常也需要许可，还要忍受贵族的脾性，画戏剧布景、设计节日活动这种低贱的活儿也不能拒绝。
每一次王位更替都可能把他们刚坐稳的椅子抽走，在这一点上，西方艺术家——和学者——的境遇跟他们很多亚洲同行并无分别。
然而，是在教皇麾下，还是驻留米兰或者巴黎，又或是在切塞纳、弗利还是德意志某个小国的宫廷，这其中有很大区别。
北方和南方形势也不同。
丢勒在逗留威尼斯期间说过一句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哦，日落之后我将会冻成什么样？”
这句精辟的描述是他写给纽伦堡的一位朋友的。
“我在这里是一位绅士，在家里是寄生虫。”
这可能是幽默的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家”
起源于意大利。
在这里率先出现了一群不遵从市民传统的怪人，人们应该把他们当作瓷俑一样小心对待，创造力让他们超乎寻常的天才想法喷薄而出。
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分明是三位投胎凡间的创造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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