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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陵墓在其他方面彰显着自己的身份：对于丹麦人来说就是罗斯基勒主教教堂，葡萄牙人就是里斯本的耶罗尼莫斯修道院，英国人则是乔叟的安息之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在城市共和国中，圣徒还必须与越来越多的世俗的半神分享教堂。
圣十字教堂变成了佛罗伦萨的万神殿，而威尼斯则为它的许多总督和海上英雄在圣乔瓦尼及保罗大教堂和弗拉里教堂里准备了足够的墓穴，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一同长眠。
欧洲的多样性和信仰的界限
在此期间，人们在东方的撒马尔罕发现了一个著名的陵墓。
陵墓的圆顶覆盖着蓝色陶瓷，保护着帖木儿·伦克及其继任者的最后安息之所，内部装饰精美的缎带显示了征服者尊贵的血统及其创下的丰功伟绩。
他成了传奇，他短暂的帝国成了帝国伟业的先兆。
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Darwin）说，帖木儿的去世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因为他，阻止欧亚大陆被西方国家、伊斯兰中亚和远东国家三方分割的最后一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从那以后，由于帖木儿对中亚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以及该地区部落间关系依然保有的重要意义，原本的力量平衡向更有利于远东和远西的方向倾斜。
彼时，遥远的欧洲不再处于皇冠的统治之下。
法学家巴尔杜斯·德·乌巴尔迪斯（BaldusdeUbaldis，1327—1400）总结道：“国王只是他自己王国中的皇帝。”
（Rexinregimperatnisui.）罗马皇帝是末日之前最后一个帝国的主人，也是世上最高的君主，这一观点继续通过许多皇帝身边的作家所创作的小册子传扬了数百年之久，在外交上皇帝的使臣要求获得优先权。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新兴国家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记忆，一大群伟大的逝者与1308年被谋杀的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一起安息于帝国的施派尔大教堂。
这一世界帝国已形同虚设，永远不会有一个德意志国王的国家大教堂了。
欧洲国家不能——这是关键所在——在一个帝国的领导下保持稳定的存在。
这块大陆仍然是激烈竞争的舞台，这里不仅有剑和大炮，还有羽毛、图像和建筑物。
雄心勃勃又无比虔诚造就了一片充满恩惠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发明家和学者定居于此。
教会分裂有利于教育和科学。
例如，教皇和敌对教皇通过各自授予新大学特权而互相竞争，确保各自获得的支持。
除了宗教纠纷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科学家，他取代了神职人员，成为中世纪经典的自然哲学家。
他的研究重点不是针对教条、道德和伦理，也不是对隐藏秘密的探寻，而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辨明“真”
或“假”
。
因此，学术的实际利益更加凸显。
一位学者放弃了“入世”
的积极生活，那么也将失去他自己理想的地位。
现在这个双头教会可能会努力规避国家的分散：它可以提起法律谴责异端邪说，烧书，有时甚至烧人——但是神职人员的力量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受到了极大制约。
在1400年前后，罗马对救赎告解的垄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并且偶尔的社会动**也能发现其中神学提供的侧翼保护。
埃克哈特大师说，并不是血统和财产造就了贵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贵族。
如果按他用德语讲授的观点，人类是被上帝——他的天父——“以灵魂的最高境界”
生出的，那么外部的尊严又算什么呢？但丁在他的《宴会》的第四书中也提出了“基于美德的真正贵族”
这一概念，而那种旧有的世袭贵族由此便毫无意义。
强大的女性
欧洲妇女被丈夫束缚，很少有人能接受高等教育。
但到中世纪晚期，这里的妇女仍比拉丁欧洲地区之外的妇女同胞享有更多自由。
在许多国家，甚至在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中，年轻女孩和妇女并没有令人羡慕的处境，其源头深深植根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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