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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腓特烈同时戴着帝国皇冠与西西里王冠，而且反对教皇拥有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他与罗马的冲突就不可能平息。
不过，腓特烈和他的祖父巴巴罗萨一样，都不能让伦巴第的城池俯首称臣。
1237年的科特努奥瓦大捷几无效用；十年后，帕尔马的军队攻陷了他的设防营地。
这支军队击溃了帝国军，赢得了丰厚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印玺、皇冠、国家宝藏和——对爱书之人腓特烈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损失——珍贵的图书馆。
腓特烈在最后的岁月中四处征战，他不再只是反对罗马教皇，而是反对全体神职人员，讨伐这些独断又堕落的人。
他在诏令《那些幸福》（Illosfelices）中恳求一个纯粹的理想型原始教会的降临，这个教会的神父追随基督，像使徒那样过着贫穷而谦卑的生活。
腓特烈生命的最后十年，双方一直在进行激烈的宣传战。
从蒙古席卷而来的风暴更加剧了人们对末世的认定。
腓特烈被废除的教籍始终无法恢复。
1245年，他被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革出教会，并于1250年殡天，既非胜者也非败者。
他的儿子曼弗雷德（Manfred）戴上了西西里的王冠。
哲学的力量和上帝的万能
另一位以立法者的身份声名远扬的君主是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他也是萨拉曼卡大学的创始人。
他委托编订的《七编法》（SietePartidas）囊括了550条法令，是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欧洲最全面的法典。
《七编法》的基本原则是“世界上所有法律都是为保障自由”
，因此制定了关于奴隶的条文。
这位人称“智者”
的国王将宫廷打造为新兴的卡斯蒂利亚民族文学的主导中心。
阿方索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命人编纂的书中还包含一部西班牙编年史。
他命人修订的《阿方索星表》改进了一位穆斯林天文学家编制的《托莱多星表》。
16世纪40年代，这套星表还被重印，仍然对计算行星位置大有帮助。
阿方索的宫廷也翻译了很多阿拉伯语著作，例如汇编了魔法和占星术知识的《魔法宝石》（Lapidario）和《占星魔法宝典》（Picatrix）。
多明我会的两个修士兄弟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精神的传承者：阿威罗伊主义的先驱大阿尔伯特（AlbertderGroβe，1200—约1280）和他的门徒托马斯·阿奎那。
两人都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阿尔伯特出生在施瓦本小镇上，在帕多瓦上大学，在科隆组织了多明我会的“研习”
活动，为之后最重要的德国大学之一奠定了基石。
他在雷根斯堡做过几年主教，并曾在索邦大学任教。
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都深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著述和穆斯林学者对亚氏的评注，并添加了自己的阐释。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信仰和知识是两回事。
自古代末期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饱受基督教和穆斯林学者的抨击。
亚氏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不是如《圣经·旧约·创世记》中所言是被创造的。
在阿尔伯特看来，此事尚无定论，他绝不赞成用单薄的文本阐释取代科学。
自然科学和神学应该都可以通往同一个真理。
不过，阿尔伯特在研究世俗科学时，还要抵挡来自其他多明我会兄弟的攻击。
他曾嘲笑道：“他们像一群愚蠢的动物，对不了解的东西肆意亵渎。”
阿尔伯特既是神学家又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因此获得了“全能学者”
（doiversalis）的荣誉称号，他的兴趣涵盖了从石头到星星的广袤领域，对下个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穆斯林文化中，宗教仍然大权在握，人们想在《古兰经》之外讨论科学根本不可能；而在拉丁欧洲，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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