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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皈依基督教的人受到迫害，一些传教士成了殉道者。
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逐渐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封闭的贸易国家——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对类似理念很熟悉。
在恐惧和骄傲的驱使下，它发布了一系列法律。
除少数例外情况，日本人被禁止离开家园，威慑他们的是死刑。
所有对外关系此时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不准再进入日本，贸易航行也受到限制。
具有“十字军心态”
〔安东尼·瑞德（AnthonyReid）语〕的葡萄牙人不得不在1639年收拾行囊。
中国人接替了他们的角色，荷兰人也很乐意分一杯羹，但他们不得不在长崎附近的人工岛上进行交易。
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发动袭击。
传教士经常为雇佣兵打头阵。
耶稣会士在1591年前后将一台印刷机从澳门运往九州。
随后不久，侵略者又把韩国的印刷机和活字作为战利品带走，并且一位从1610年开始就一直在京都经营印刷工坊的日本人还出版了日语版的《伊索寓言》，但这项技术并没有流行起来，也许是因为一开始出版的大多数是天主教书籍。
这样一来，虽然这项技术在日本的历史差不多和中国一样长，但雕版印刷之外，传播最广的仍然是烦琐的手稿和手绘。
本可以传播“外国”
科学的著作在文献典籍中的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
闭关锁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隔绝与其他人的接触。
相反，日本与亚洲邻国有了新的联系，带来了长期的外部和平。
幕府将军定都江户，即今天的东京，每年接见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长官，接收关于世界政局和科学发展的汇报。
儒家学说的传播则促进了内部和平，也成为德川家族的治国理念。
与中世纪的欧洲类似，日本的等级制度以幕府将军和贵族为首，这源于宇宙的理性构造。
与欧洲一样，尽管城市和地区统治的秩序都要服从高高在上的幕府和法律，但这种秩序中隐含着竞争，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社会在18世纪进入转型期。
在儒家观念中很受鄙夷的商人阶层发展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贷款人，市场和资金越来越重要。
虽然江户和大阪这样的中心城市自该世纪中叶以来人口不断减少，但海港城镇和堡垒城市繁荣起来。
与非洲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日本潜在的智力和知识就在这些城市人口当中。
与19世纪后期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已经具备了迅速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如同拥有莎士比亚的伦敦，日本的剧院里各阶层的观众——和女观众！
——也爆满。
独有的艺术流派“浮世绘”
是一种以彩色木刻画为主的绘画形式，反映了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妓女、相扑手和风俗场景：这一市民文化在亚洲独一无二。
识字的人可能比欧洲还多，因为佛教寺庙开设的学校面向所有阶层的人，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入内。
但是就图书出版的数量而言，仍然比欧洲落后许多。
荷兰每百万居民拥有538册书，英国则是198册，而日本只有7册。
不过有无数印刷有文字和图像的宣传册在民众当中流传。
它们主要是用来报道重大事件、战争和灾难，但首要目标是娱乐读者。
此外，市面上还可以看到佛教和儒家典籍、算术书和指导手册、戏剧、趣味书，也有《源氏物语》等经典作品。
1720年，历时90多年的对中国图书的进口禁令得到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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