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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树林是一个避世之所，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都这样做。
这个梦想中的花园有点像是泰勒玛式[57]的密教组织，以及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oisRabelais，约1494—1553）的《巨人传》中乌托邦式的“特来美修道院”
。
这个修道院配备丰盛的物品，与单调的、苦行僧式的隐居生活唱反调。
这里唯一的院规是“行汝意志”
（Faycequevouldras）——饮酒、读书、演奏音乐、散步。
在奥尔西尼这个远离尘世事务的丛林里也是一样。
这里的时光仿佛静止在快乐的一刻，而在外面的欧洲——起码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感受到——步伐越来越快。
若阿基姆·杜·贝莱（JoachimduBellay）在十四行诗中哀悼罗马“曾经是世界的珠宝，现在是世界之墓”
；也是在该世纪中叶，加尔文的友人皮埃尔·维雷（PierreViret）写道，世界已到末日。
“我看这个世界，就仿佛看到一个摇摇欲坠的旧屋，沙砾、灰泥和石子都在飞散，砖石也一块一块坠落。
对这样的建筑，除了突然坍塌，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至少此刻我们还有所期待？”
类似的论调也出现在意大利和英格兰。
“愉快的岁月，似乎很快就过去欢快的日子已结束，这么快，飞逝快乐的夜晚……一切都逝去仿佛阳光下的雪，死亡，它终结生命曾经开启的一切……”
这些句子出现在1557年英国出版的诗歌集《托特尔杂集》中。
在小冰期的灰色阴云下，“该死的恶习”
——忧郁——找到了它的分析师。
此人就是蒂莫西·布莱特（Timht），一位研究各种忧郁的学者，他在圣巴塞洛缪之夜大屠杀中侥幸逃脱。
1621年，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发表了备受热捧的《忧郁的解剖》一书，满满都是注脚，从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土星所致的痛苦一直到当下所有的知识都囊括其中。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形象把所有忧郁者中最忧郁的一位展现在舞台上。
著名的忧郁者中已经涵盖了彼特拉克、法国的亨利三世、鲁道夫二世等人，现在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Tasso，1544—1595）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塔索出生在索伦托，曾在大学里学过一段时间的法学，他想成为诗人，所以辗转于各国宫廷，见识过许多意大利资助人的宫廷景象。
他的骑士戏剧《里纳尔多》让他成为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的座上宾。
1573年7月的一天，他的《阿明塔》在波河的一个小岛上首演，这个以牧羊人为主题的宫廷戏剧情节生动，还出现了仙女和半人半兽的萨提尔神。
这出戏剧是一曲挽歌，哀叹曾经战无不胜的爱情，哀叹失落已久的黄金时代的自由——那时候的“人们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
桑纳扎罗为了反对人口拥挤的那不勒斯和法王查理八世的战争，创作描绘了阿卡迪亚的田园生活，塔索的戏剧也与各国的钢铁世界和日渐堕落的宫廷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阿明塔》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度文明相悖，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最美的文学见证之一。
塔索于1575年完成了杰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正触动了经历勒班陀战役的那一代人的神经。
这首叙事长诗讲述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爱欲和战争，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可与维吉尔、荷马和阿里奥斯托的史诗相提并论。
可能是由于超负荷工作和对宏伟巨著的挑剔，塔索失去了平衡。
因为被自身的艺术创作折磨，他无法扮演朝臣的角色，出现暴力倾向，最后不得不逃离。
他内心的恶魔驱使他到处游**。
在费拉拉的一家疗养院里，他被囚禁了七年，出院后他依旧居无定所，漫无目的地四处奔波。
他试图在信仰中寻求慰藉，却无功而返。
1595年4月25日，他在罗马去世，而第二天就是教皇克雷芒加冕他为桂冠诗人的日子。
他最后的避难所是在圣奥诺弗里奥修道院，今天在修道院附近还能看到一棵枯萎的橡树，据说塔索曾坐在它的树荫里冥想天上的事物。
自画像：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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