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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了500匹马的骑兵队表明，那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俄国人在雷根斯堡觐见了这位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中不那么亲近天主教的皇帝。
“另一个”
马克西米利安明确表露出对路德学说的偏好。
他不赞成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巴塞洛缪之夜发生的事让他胆战心惊。
但他娶了一位西班牙公主——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也同意他的儿子们在马德里接受天主教的教育。
他是音乐爱好者和书籍收藏家，也对科学感兴趣。
他似乎是一个优雅可亲的人，也没有表现出对僵化的宫廷礼节的喜爱。
他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信仰，他一生都将其藏得很深。
王朝的——这意味着天主教的——团结高于他的私人宗教信仰，这毫无疑问。
马克西米利安看到了自己所受的制约，也对自己身为主持人的角色了然于心。
他的举动一直考虑到奥格斯堡的宗教和平，非常明显地顾及帝国宪法的平衡。
这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诫命。
西班牙模式的严格宗教政策在德国是行不通的。
如果必须进行战争并需要筹集资金，那么皇帝需要让议会进行投票；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迫使他无视贵族的抗议，逼迫他们交出自己的世袭土地作为妥协。
1568年，帝国用数额巨大的贡品买来埃迪尔内[45]的和平，在此之后的25年里，帝国总算可以放下绷紧的神经，并赢得时机扩建防御工事，以确保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之间的军事边界。
然而在德意志内部，宗派和权力政治的紧张局势已经危及和平。
在宗教自由摇摇欲坠的瓦楞下，新教仍然一点点站稳脚跟，在世俗和精神两方面赢得人心。
据巴伐利亚称，人们驱逐非信徒来净化天主教的领土。
在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加尔文主义者——不受宗教和平的庇护，所以没有合法权利——与路德宗相互竞争。
教派的关系网络远远超出了帝国的边界，这是非常危险的。
冲突可能会迅速演化成国际事件，外国军队入侵帝国领土，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使这种担忧成真。
和平的意愿仍然占上风。
施文迪的拉撒路（LazarusvonSdi，1522—1583）在反击土耳其人时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他在1574年写过一本备忘录，支持皇帝保守的政策。
这本备忘录深刻解释了宗教改革的历史正当性。
施文迪和他的主子一样，终生信仰天主教，他认为改革的起因是教皇那僵化又无力改革的统治。
正如法国和尼德兰的局面所示，暴力之路毫无希望。
如果一阵风在德意志重燃余烬，那么外国和奥斯曼绝不会错失入侵的良机。
这个王国很可能葬身于它们的“咽喉和双手”
。
所以，施文迪建议与西班牙和教皇保持距离，他们总是喜欢火上浇油。
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很不幸这个建议没有受到重视。
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德意志的紧张局势也有所加剧。
1582年，选帝侯和科隆大主教瓦尔德堡的格布哈特·特鲁赫泽斯（GebhardTruWaldburg，1547—1601）违反宗教和平约定皈依了新教，但又不愿放弃头衔，原因是他打算娶一个出身贵族的女牧师。
天主教教会勃然大怒，并用武器作答。
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军事力量驱赶了这位多情的教会贵族，帮助一位维特尔斯巴赫的王子获得科隆权杖。
只有奥兰治支持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大主教。
莱茵河畔的冲突拉响警报，很快就成为尼德兰独立战争的第二战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复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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