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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圣经》的名义拒绝给婴儿施洗，人们应该在自愿、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是否皈依基督。
他们很快就与卡尔施塔特搭上了线，后者已经在维滕贝格表达了对给婴儿施洗的反对。
虽然再洗礼派是和平的，他们仍然遭到无情的迫害，甚至出现了第一批被执行死刑的信徒。
农民战争提醒着人们德国历史的渺茫机会。
有一段时间，它开启了不可思议的前景：虽然革命事业在军事上几乎已经完全失败，但在海尔布隆召开了农民议会，人们希望起草一部新的帝国宪法。
为宪法提供了框架的是曾担任德国南部某伯爵的大臣的文德尔·希普勒（WendelHipler），他的政治经验丰富；另外一位是美因茨选侯国的公职人员弗里德里希·威甘特（Friedridt）。
根据他们二位的计划，除了农民之外，学者和市民与皇帝、王侯和贵族都应该共同参与到帝国转型当中。
可惜一切都是一纸空文，蒂罗尔农民领袖米夏埃尔·盖伊斯迈尔（MichaelGaismair）的计划也有同样遭遇。
他规划的国家秩序已经预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废除教会的世俗权力。
盖伊斯迈尔认为在更远的未来会出现农民和矿工的共和国。
1526年，施瓦本同盟终结了这一场民主的遐想。
盖伊斯迈尔在多年逃亡后途经帕多瓦，一群搬运工为了获得赏金将他刺死。
据说这场起义有7万多名牺牲者，胜者从叛乱村庄收取了大笔罚金，把叛乱头目割舌剜眼，但农民的血并没有完全白流。
在一些地区，不公平的税金被取消，徭役被废除，一些农民联盟成为受认可的农民代表公会。
战争的经历仍然深深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单单是贫苦大众可能会重新起义，就让国家和领主不敢施以太多高压。
事实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动**的锁链从未停止摆动。
路德的宗教改革取得了广泛的根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际政治的发展，查理五世的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影响了德国为净化和改革而进行的斗争。
罗马的混乱和夜莺的歌喉
1520年6月，加莱附近的“金衣会”
，此时路德正在维滕贝格校对关于“善行”
的布道书。
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针对他的驱逐圣谕已经颁发，而在加莱的阿德尔和吉尼斯之间则是辉煌的景象。
在广阔的天空下，法国和英格兰的年轻国王于此地会面，弗朗索瓦一世（FranzⅠ，1515—1547年在位）和亨利八世（HeinrichⅧ，1509—1547年在位）。
他们身后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只用木椽和彩绘帆布搭起一座外墙；城堡前面是一座小型的红酒喷泉。
帐篷挤得满满的，像一整座金丝绒搭建的城市，为一万名宾客提供住宿。
6月7—24日，在观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之后，两位君主最终会晤，马上比武、丰盛宴会、假面舞会和祈祷仪式令人应接不暇。
除了皇帝查理，这两位君主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宗教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亨利与弗朗索瓦一样，符合人们对文艺复兴王侯的设想：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者，艺术的资助人，所有女人的恋人。
他们二人的肖像在画家的画中也有相应展示：小汉斯·霍尔拜因笔下的英王亨利两腿叉开，手肘挑衅似的叉在腰间（附图21）；让·克卢埃和弗朗索瓦·克卢埃给法王画的是四分之三侧像，他身着闪闪发光的丝绸，面带微笑。
然而，统治者之间的协议就跟“金衣会”
的假宫殿一样稍纵即逝。
这个庆典并不是美好友谊的开始，而是出于权力的要求。
在自己的岛上，亨利不得不警惕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向来对英格兰的王冠充满敌意，而他们历来与法国交好。
而不列颠的统治者仍然拥有法国国王称号，提醒人们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去，也意味着不间断的挑衅。
亨利先于弗朗索瓦投靠皇帝查理，毕竟他们之间已经有共同的商业利益，哈布斯堡治下的尼德兰有压倒性的纺织业，是英国羊毛出口最重要的客户之一。
尽管计划宏大，他们并未达成更加重要的军事合作。
查理皇帝与弗朗索瓦国王之间有久远又深刻的对立。
查理在加提纳拉拥有各种合法头衔——如西班牙国王、皇帝、哈布斯堡君主——让他拥有法国南部的一半地区，包括勃艮第、米兰、热那亚和阿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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