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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俗之国与上帝之国的边境冲突事件，而这些冲突还将会在许多边界爆发。
传播古代作品的手稿在整个欧洲都迅速增多。
在上个千年里，西塞罗的作品有210份手稿流传，而在12世纪至少多出377份；塞涅卡的手稿从68篇增至172篇。
这个千年的世纪诗人是奥维德，这个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奥维德时代”
（aetasovidiana）。
克雷蒂安·德·特鲁瓦甚至借鉴了他的《爱经》，这部作品极其**，备受虔诚教徒质疑。
许多歌曲和史诗也再次提及古代世界，诉说着底比斯、特洛伊或罗马祖先埃涅阿斯的故事。
《伊利亚特》中的场景被编织在挂毯上。
最畅销的是《亚历山大传奇》，它备受读者青睐，从西班牙一直流传到爱尔兰和俄罗斯。
就连东南亚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在族谱中追溯了这位马其顿人，称为“伊斯坎德尔·祖尔·卡尔纳因”
（IskandarDhl'Qarnain）。
他一会儿是英雄和救世主，一会儿又是魔鬼。
最重要的哲学大师都在法国传道授业，哲学也借鉴了古老的传统。
拉丁欧洲对这些理念进行收集、点评和继续思考，它们因此越发丰富。
沙特尔的伯纳德（BernhardvonChartres）总结说：“通过谦卑的态度，辛勤的钻研，平静的生活和默默的思考，在穷困与陌生之地，许多人通过探究发现了隐秘之物。”
理性，信仰与新事物
12世纪为一种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在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W.萨瑟恩爵士（RichardW.Southern）看来，这种思维是基于如下信念：人们通过研究完全可以理解造物之事。
上帝恩赐的理性应该让我们可以认知关于上帝和宇宙的真理，从而克服原罪对知识的蒙蔽。
这一探索过程是在古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波爱修斯常常还在传授他们的观点。
然而，人们采摘知识的那棵树却是异教徒的植物。
这样一来，对于古代作品的渴望仍然饱受争议。
无论是11世纪在沙特尔工作的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vonTours），还是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
的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vonterbury，约1033—1109）都捍卫理性和辩证法，视之为通往信仰真理的道路。
人们发现矛盾，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解决矛盾，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否认它、掩盖它。
圣餐中的面包和酒可转变为基督的身体，这条自古流传的教义被贝伦加尔撕碎，由此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贝伦加尔的精神兄弟安瑟伦用语言逻辑的论证证明了上帝。
自古以来，这是哲学家第一次单纯在思考中寻找上帝，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以因果逻辑为工具，因果关系要求每个原因链的开头都必须有一个最初的诱因。
安瑟伦辩称，信仰和理性可能并不互相冲突，必须导向相同的真理。
“我不是为了相信才试图去理解，而是为了理解才相信。”
他由此开始转向批判科学。
尽管如此，所有的知识仍然是关于上帝的知识。
这些探究的重中之重是充满各种象征义的《圣经》，人们对经文进行注释、评论，又对评论加以点评。
倘若人们把知识归功于直接来自神明的灵感，那么这种观点就忽略了自我推理的必要意义，更何况完整的真理可能尚无法实现。
逻辑和辩证法曾经只存在于法学领域，现在也入侵了《圣经》的阐释领域，比如围绕神秘的三位一体的辩论。
神义论的问题——善良全能的上帝为何创造出一个充满缺陷和邪恶的世界？——也借由柏拉图式的武器得到回答。
沙特尔的蒂埃里（ThierryvonChartres，约1085—1155）在《七经》[106]一书中讲解了自由七艺，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基础，关于七天创世的论述则是基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
人们给这些艺术赋予了人形，把这些拟人化的雕塑竖立在大教堂的大门口，与圣母玛利亚并肩而立，这绝对不是偶然。
毕达哥拉斯也得到了一座纪念碑（插图16）。
这与伊斯兰世界对待世俗科学的态度简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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