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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圈子知晓荷马和西塞罗，钻研语法和修辞学，追问宇宙的规律。
《无序字典》——也许是查理大帝本人支持修订的字典——以字母顺序汇总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
除此之外，他请的作者们还收录了伊西多尔的《词源学》。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
几乎所有我们了解的关于古代拉丁文学的知识都得以幸存，因为抄写者的队伍延续到了查理的时代。
正如阿尔昆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里敦促他的教友那样，抄书要比喝酒有益得多。
彼时，书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一种新的文字：加洛林小写体，它是由古希腊罗马晚期“较新的罗马斜体”
进一步发展而来。
一些人文主义者会认为它们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所用的字体，因而推崇它们。
为了造福后世，抄写员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羊皮纸。
尽管羊皮纸的价格昂贵——单单一本羊皮纸所做的弥撒书就可能相当于一座南蒂罗尔的葡萄园的价值——并且这对于因此被屠杀的羊群来说也是不幸的，但羊皮纸比很快就腐坏的莎草纸明显更持久耐用。
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有赖于此，羊皮纸的另一个优势得到了传承——大部分时候，人们都没有丢弃已经写过的羊皮纸，而是刮掉一些不再感兴趣的文字内容，然后重新在这种昂贵的皮纸上书写，如此便可重复利用三四次，甚至更多。
在以这种方式而产生的“再利用羊皮纸”
上面，那些被刮除的字母依然可以被解读。
许多古代文献以这种方式逃脱了被遗忘的命运。
加洛林王朝的图书画师们用袖珍画装饰了抄本，它们保留了古代绘画技艺和绘画风格，对于现代画家都依然可供参考：以透视构图描绘景观，通过阴影描绘显出人物身姿。
即使是大幅画作，古典的风格也凸显在纸上。
例如，奥尔良的狄奥多夫在他位于弗勒里（Fleury）附近的私人别墅中就以自由艺术的呈现来装饰。
此外，幸存下来的还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制度，包括经济生活的社会形式和实践（例如奴隶制），以及市场体系或金融管理的某些特征。
人们沿用罗马的土地测算方式，使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语言来描述人际关系和秩序形式。
人们也向拜占庭学习，不仅是希腊的术语，还有它的论战。
一群或许也是以奥尔良的狄奥多夫为中心的学者，就圣像问题起草了包含丰富神学知识的文件，《加洛林书》[34]将支持圣像的拜占庭人批判为偶像崇拜者。
幸运的是，还没有人能以此左右欧洲的艺术。
君士坦丁的罗马时期所显示出的古罗马风格有其独特性。
拉特兰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克教堂提供了样式。
此外，亚琛大教堂的结构又让人联想起拉文纳的圣维塔莱，以及它们所模仿的拜占庭风格。
一些由“紫色”
斑岩修筑的石柱，是拜占庭统治者的标志——它们有可能是来自狄奥多里克那位于拉文纳的破旧不堪的宫殿——支撑着它们的拱廊。
查理从罗马带来了战利品，它们像帝国的遗物一样，装饰了他在亚琛的宫殿及其附属的教堂。
正是这些躺在无边林深寂静中的石头的细语，将新帝王推举成为世界的皇帝，如同巴塞勒斯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恺撒。
对于查理周围的文化是否真的可以称为“文艺复兴”
的问题，如果用“是”
来作答，可以从建筑物和文献中找到论据。
狄奥多夫为了庆祝查理的统治，努力绘制了一幅名为“新春天”
的画作。
诗人莫多因（Modoin，约770—840843）模仿维吉尔和卡尔普尔尼乌斯（ius）的田园诗集创作了《田园诗》（Egloga），其中，他让一个年轻人高呼：“我们的时代再次回到了古老的习俗。
金色的罗马焕然一新，重生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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