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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够进行直接的对话，它能立即知晓其信徒的怀疑、痛苦与死亡。
在基督教创设之初就出现的矛盾与统一之中，存在一种双重身份——神与人的同一性。
后者是全新的、前所未闻的。
充满异教气息的欧洲古老众神是否能在几百年后抵抗伊斯兰教犹未可知，毕竟万能的真主安拉拥有着上千的称谓，其中包括先知。
这个新的宗教具有很强的适应力。
从异教的欧洲到基督教的欧洲，过渡阶段非常平稳。
基督教创始人及其母亲的画像显然取代了在君主崇拜时代使用的那些肖像，并肩负起保卫国家的使命。
正如耶稣神似太阳神和诸神之父宙斯，许多基督教圣徒与异教的神灵也有众多相似之处。
基督教迅速扩充的队伍弥补了奥林匹斯神庙的损失，它的许多仪式也接受了异教的习俗。
神秘的三位一体圣像可以理解为对多神教的妥协，但无论如何它都使人们想起古罗马的三大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
但通过“异教徒”
来使基督教的接受变得容易也会造成问题，因为神的身份会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纯粹基督教义的捍卫者在“多线战争”
中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反对旧神；反对犹太“母教”
；反对摩尼教徒及他们对于光明与黑暗的区分；或反对诺斯底主义[11]倾向——在这些捍卫者看来，该思想融合了摩尼教的教义，以及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理念。
而那些被诺斯底主义反对者视为“虚假的所谓认知”
的东西，经常是一些非常严肃认真的尝试，试图在丰富的哲学和神学内容中，借助理性来获得关于神的知识，从而获得救赎。
除了拒绝献祭外，没有理由就基督教徒的行为将他们归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
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以跨越千年依然掷地有声的文字向这个国家发出望其归顺的要求：“神之外，再无掌权者。”
那以后出现的一个相应状况是，通过圣职和禁欲义务，神职人员与民众相区隔，西方教堂因此崛起为“国家中的国家”
，与民众间的距离逐渐扩大。
主教、执事和长老，这些从一开始就由上帝选定的联系现世与神界的中介人员，大多都出身于罗马的上层和中上阶层。
对于新信仰的延续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与国家政权合作。
若不与国家结盟，任何宗教都会分裂，然后继续痛苦而微不足道地存在。
摩尼教失败的原因大抵在此。
罗马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在公元311年将基督教认定为“许可的宗教”
（religiolicita）。
基督教的最后一个契机，大概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桥边战胜他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的时候。
这个当时已经有300年历史、教众甚多的宗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与国家融合的地步。
几乎还没来得及脱离非法地位，这个正在成形的宗教内部就爆发了矛盾——这发生在神学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港几乎不是偶然。
长老阿利乌（Arius）不承认基督的永恒性，认为它也是被创造或建构的，因此将它降级为半神。
同许多日耳曼人分支一样，民众们相信，人是神的后裔或者是可以变为神的，这样的神学观点非常吸引人。
但在争辩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引用了《圣经》进行论证，更多地还要借助哲学。
柏拉图的神学观点与阿利乌相左，他认为神是“一体”
的，是不可分割、完美无缺的。
即便是一场神学争论——我们称之为事件——人们也使用了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辩证工具。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其位于尼西亚的宫殿召开宗教会议，并将阿利乌的观点批判为异端邪说。
迫于这位对于神学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致的君主的压力，主教们的神学观点简化为一个简单表述：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同一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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